赵东来是个刚柔兼济的汉子，铁汉柔情这个词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和演绎。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赵东来成功约到了陆亦可来参加他的读书会。站在讲台上，他满含深情地朗读那首来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阿尔弗莱·德·缪塞的情诗《雏菊》：
    我爱着，什么也没说，只看着你，在对面微笑。
    我爱着，只要我心里知觉，不必知晓你心里的想法。
    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淡淡的忧伤，那不曾化作痛苦的忧伤。
    我发誓，我爱着放弃你，不怀抱任何希望，但不是没有幸福。
    只要能怀念，就足够幸福，即使不再看到，对面微笑的你。
    这首诗在那部主题肃穆的片子里，如同一股清流，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首诗也让人懂得，爱情有时也不必是两厢情愿，郎情妾意，它也可以是单相思，是一种“我爱你但你不必配合演出”的唯美情思。只要爱着，便是幸福——这样的爱情，可能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比起张兆和爱沈从文，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可能要深一千倍一万倍。我们都听过沈从文的那句被传颂了无数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作为这句情话的受主张兆和，却似乎从来没有像样地回应过。
    沈从文给张兆和写过四年的情书，可以说几乎花光了一生的情思来爱这个人，他对张兆和的爱可以说低到尘埃里去了，比如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一个男子爱一个女子到这种程度，在当代浮躁的洪流中，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因而也有人这么认为，与其说沈从文爱的是张兆和，不如说他爱的是爱情本身，爱的是自己身上那份对爱情纯澈追求的执念和勇气。
    当年，面对沈从文的穷追不舍，年方十八、清秀美丽的张家三小姐张兆和丝毫不动心，反而去找校长胡适告状。胡适起先是站在沈从文这边的，他欣赏沈从文的才华，耐心地劝张兆和说，这个人是非常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却马上回，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见“郎有情，妾无意”，只好站在张兆和这边劝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地写着信。
    自古多才之人总是用情太深，而多情之人亦总被无情所恼。可贵的是，如沈从文这般深情的人，在被无情恼后依然执着坚持，这需要多么大的气度和勇气呢！也许，正因为沈从文精神世界的这份难得的真，才会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触动人心的情话吧。
    在沈从文的骨子里，曾流淌着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他曾多次提及“我是一个乡下人”。这也难怪，小学文凭，囊中羞涩，20岁成为“北漂”，想凭写作的本事吃饭，寄出去的文稿却多被扔进垃圾篓，写信向郁达夫求助，却被郁达夫一顿奚落和“羞辱”。即使后来沈从文凭借才华被西南联大聘任做教授时，也始终未曾摆脱自卑的困扰。因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们不是有博士头衔就是有留洋经历，而沈从文一无所有。再加上他主讲的是现代文学，所以为很多教授所不屑。
    清华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就是其中一位，他动不动的就骂他，打击他。当时跑警报，刘文典正跑着，就看见一个人跑到他前面。定睛一看，原来是沈从文，刘文典就来气了，叫过来就骂上了，“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