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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自古希腊以来，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模仿说是探讨文学本质的核心范式，但理论家们却往往停留在表面的描述而并没有对文学反映和表征社会现实的内在机制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浪漫主义强调诗（文学）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情感是诗人（作家）个体的情感而不是集体的情感，因而没有能够阐明诗人情感的社会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阶级性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答案。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把文学仅仅看作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从而陷入了庸俗化的窠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德曼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并试图在理论层面对文学与作家、社会集团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在机制予以阐明，从而建构一种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现在来看，戈德曼提出的“异质同构”理论非常机械，但是如果从他所处的理论环境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来看，他所关注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对戈德曼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树立了文艺批评的一般标准”[15] 98。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也认为，“他（指戈德曼——引者注）在社会学研究中，坚持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的或完全没有得到表述的某些范畴和概念手段，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鲜的东西，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课题”[16] 149。就连新批评的领军人物韦勒克也指出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说明悲剧和悲惨的观念能够以怎样紧密的方式同社会变革和社会集团（“穿袍贵族”）联系起来，而这一点是前人从未想到的”[17] 312。戈德曼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时兴的结构主义结合起来，但同时又摆脱其过度强调共时性而淡化历时性的弊端，调和发生（历时）与共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一种科学化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模式。虽然戈德曼给出的答案并不完美，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他的尝试为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马歇雷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心结构的阐述、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意识形态的模式的分析，都可以看作对戈德曼所提出的文学作品、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的丰富、完善和纠偏。显而易见，学术界对戈德曼思想中的“机械化”色彩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低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只有回归戈德曼的思想得以产生的学术语境，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对他的理论、方法和批评实践进行学理辨析和价值重估，才能够真正理解他在20世纪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也只有补上戈德曼这一重要环节，才能书写出一部完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 ［附注］ 本文还得到了“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的资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