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的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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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0年代以来学界又开始注意对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究，王元化主编的《域外汉学名著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糸》（大象出版社），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相继问世，西方汉学的鸿篇大作《剑桥中国史》甚至有了多种译本。但问题是中国学界，尤其是传统的文、史、哲领域对这些译本的研读，对海外汉学成果的批判性吸收，若同二三十年代相比相差甚远。就其大多数人来说仍旧在中国自己的传统学术模式中言说，“洋人做中国的学问，有什么好看”，持有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当然，我们也应承认西方汉学是西方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其本身文化与知识的影响，萨伊德的《东方学》已说明这种“东方学”的特征，它包含有福柯所说的那种“话语霸权”的因素。西方汉学的这一特征使我们必须“批判地阅读”，不能在与西方汉学的对话中失去“本土意识”。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对海外汉学不屑一顾的理由，看一看严绍先生对日本汉籍调查的书文，读一读哈佛燕京的藏书目录，我们便可知道这些外国同行们所拥有的中国文献并不比我们少，至今在有些领域在文献上他们仍拥有优势，如中西交通史、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等。在理论构架和问题意识上，海外汉学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令人欣慰的是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坚守“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开始卓有成效地同西方汉学展开了对话，读一读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李零的《中国方术考》我们便能感到他们宽阔的理论视野和与西方汉学有效对话的积极态度。当年傅斯年在谈到法国汉学时曾说：“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此言极是！海外汉学的存在揭示了中国学术已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它是我们在从事研究中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参照系，一个对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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