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的道德观念，是古典的前现代社会的德性论伦理学。德性论这种前现代的道德形态，既是路遥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同时也形成了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毕生都在致力于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他用强大的道德意念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人生的苦难，用道德诗意去化解一切问题，用克己利他、仁爱善良去面对他人，用苦难哲学去反观人生和理想。他的德性论小说叙事，深深地扎根并契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内核，以对现实生活的精彩把握和生动呈现，为其做出了哲学意义上的辩护。德性，即我们通常所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其首先要回答和确认理想完美的人格是什么，即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次是如何按照这种道德预设自我完善，实现理想人格。路遥的小说叙事，紧扣德性论的目标和方法，聚焦城乡交叉地带，通过青年奋斗者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两难选择，表现乡村生活与现代生活的互渗和冲突，展现传统道德与现代生活的纠结碰撞和矛盾冲突，形成了以道德书写为中心，以人情美和人性善为道德尺度，以道德完善为叙事母题，以道德理想国的审美重建为旨归的叙事特征。
    路遥用质朴、诚挚和纯粹作为写作的墨水，总能把日常生活和平凡世界里的琐碎现象拉伸成道德信念和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他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拷问灵魂，或者揭发人性的暗面；他倾力关注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书写底层群体和青年平凡、充实而又充满温情的生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闪光点，平凡世界里有“金子般心灵”的人们。我们可以说他不是杰出的艺术家，但他绝对是伟大的布道者。他总是“把关注普通大众的人生作为自己审美的价值取向，总是于苦难意识与悲剧情节中展现一代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奋斗的精神美，而这正是中国当代‘城乡交叉地带’曾经拥有和正在拥有的现实。”他通过孙少平热烈赞美自尊自强、积极进取的向上精神：“我们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这种不向挫折低头、勇于奋斗拼搏的精神，是路遥心中的理想人格，也是他对人生和青春意义的真诚诠释。他笔下的人物像广袤沉雄的黄土高原一样，用宽厚坚硬的脊梁承载起了一个家庭或村子的生存与发展。正如孙少安决定要办砖厂时作者所发的议论：“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些奋斗和拼搏，不是现代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不是狂热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如沐春风、坚实坦荡、深沉刚毅的“硬汉子精神”——以最为美好的道德信念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为归宿。在《平凡的世界》中，传统道德在面对生活苦难、身份认同危机等方面，体现出巨大的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孙少安、孙少平在一次次道德磨砺和苦难考验面前，不断趋于完善和完美，最终如虔诚的宗教徒一样，甘愿为理想道德和理想生活受苦受罪，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在路遥看来，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韧性、朴实和淳朴，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孙少安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在传统道德的影响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回乡务农，和父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历史和生活的双重重轭下，他表现出崇高的道德诗意。孙少平无论是对落难的郝红梅的搭救，还是在打工时对遭遇凌辱的小女孩的同情和帮助，都散发出浓郁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非凡感染力和震撼力，来源于对人性的强烈的道德关怀，以及对这种关怀进行的心理分析和价值确认。这种明确而坚定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指向，是路遥小说最为突出和鲜明的艺术特征，同时也形成了他小说春风化雨般的感染力和同化力。路遥曾说，“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寻找可以贯通的“永恒”，这种“巨大的回声”和“永恒”，既是强烈的时代精神，也是深沉的历史感，更多是纯净的道德诗意和灿烂的精神光芒。
    路遥的这种道德叙事，与现代社会的个体生活无疑有着契合点，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完善，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需要珍视保留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他小说中的道德诗意才获得了人们的巨大认同和强烈共鸣。不过，这种道德叙事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十分明显。他的道德化叙事统摄一切，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体现出浅表化、平面化和理念化的特征。在道德选择上，路遥也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不由自主地体现出对传统道德的眷顾和对现代生活的拒斥。一方面， 路遥肯定传统道德在维系、保持美好人情、人性方面的作用，对传统道德体现出感情上的依恋。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传统道德的价值理性，在现代文明的工具理性和城市生活的物质压迫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空间，不合时宜且不堪一击。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和两难中，路遥力图用善良、仁义、同情、包容等传统道德伦理，挽救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道德滑坡。这种努力，实际上是希望在现代性的背景中重建德性论的道德理想国，其契合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选择，却很难建立社会性的道德规则。谈到《在困难的日子里》时，路遥曾感叹道：“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增加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可以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以及《平凡的世界》都充斥着这种道德拯救的诉求，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道德净化。但现实中道德的困惑以及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并不因此涣然冰释。在进行道德的自我审视和拷问的同时，我们不由自主会超越简单的道德抒情，去考虑具体化的道德语境和深层次的道德规范问题，去思索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这些表面看来虽然超越了路遥的道德叙事，实际上却是路遥道德叙事和苦难书写的内在出发点。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对路遥的道德叙事和苦难书写的透视和把握才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深度。从这些方面来看，路遥表现出道德决定论和精神决定论的认知，缺乏道德探究和道德反思，存在着将苦难合理化、神圣化、诗意化，将道德简单化、抒情化和理想化的问题。在小说中，作者的道德激情常常遮蔽现实处境的复杂，悬置了道德的历史具体性。比如，田润叶和李向前的婚姻，是迫于社会关系的无奈结合，没有任何爱情基础，可谓“不道德”的婚姻。在丈夫遭遇车祸失去双腿之后，同情、怜悯、责任等使得田润叶弥合了爱情的伤痕，传统道德战胜了感情裂痕和个人意识，“不道德”的婚姻散发出道德的诗意。王满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兰花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却固执地恪守传统女性的“妇道”，不忍离开他，放弃对自己权利和幸福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凄美，以及巨大的文化惰性。一旦偏离了传统道德，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比如卢若华同高广厚的妻子相恋，拆散了高广厚原本和睦的家庭，遭到了传统道德的强烈谴责。浪漫的杜丽丽同诗人古风铃偶然出轨，在现代爱情和传统道德的煎熬中，杜丽丽同丈夫两人都痛苦不堪。路遥无意识地流露出对传统道德的赞同，体现出价值判断上的偏颇。再如高加林、孙少平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的身份危机，作者让他们完善自身的道德并广施善行，简单地用温馨的道德抚慰，掩盖了更为复杂的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农村生活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传统道德是否能够拯救他们，是否能够摆脱乡村社会固有的落后蒙昧，是否能够使他们完成精神上的现代意义的解放，是值得怀疑和思考的。
    在路遥小说的道德叙事里（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个体的道德追求是被预定设置好的，个体的任务就是发现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并正确的去执行。我们要反思的是：难道社会观念对人的道德意识没有影响吗？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当道德陈述和事实陈述相反，即某种虚假的道德成为一种悬浮的意识形态，而实际生活却遵循另一种道德伦理，那么道德就陷进了逻辑黑洞。路遥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和苦难，是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其他社会体制问题造成的，个人的奋斗和抗争根本无济于事。对于路遥而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十分矛盾和疑惑的，他更多的用模糊的叙事予以回避，让人物回到自己道德的理想国，进行自我的道德完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路遥无法超越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判断，形成思考社会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的能力，或者他即使有这种能力，但心不在焉。在历史和生活的“当局”中，我们很难有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超越自己的出身的局限。再加之我们也知道，路遥写作的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有着普遍广泛的共识，社会各个阶层有着流动和跨越的可能性，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明朗、积极、乐观的理想氛围。不过，从《平凡的世界》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路遥强烈的宿命感。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的失败命运，透露出路遥心灵深处潜藏的悲恸和忧伤。他们都努力奋斗、拼搏过，但最后都失败了，没有一个是成功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并思考的。
    路遥小说的道德观念，是古典的前现代社会的德性论伦理学。德性论这种前现代的道德形态，既是路遥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同时也形成了其无可匹敌的优点。路遥不可能双脚悬空，去书写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他无力也不可能去书写，这也不是他文学世界的图景。路遥的道德叙事，同他的成长环境和时代限制有很大关系。他童年所遭遇的不幸、乡村社会道德伦理的势利，以及他经历的“文革”对传统道德美好方面的破坏，都使得他的道德书写具有一种“补偿”意识，因此他没有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挖掘、透视和表现，更多地积极表现传统道德与乡村伦理中美好淳朴、温情脉脉的一面，以此求得心灵上的慰藉，缺乏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分析。在德性论雪崩和宏大的道德话语解体之后的道德价值虚无中，路遥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审视、自我评价的参照，无疑会磨砺我们的道德意识。但在道德表达和道德实践严重脱离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绝不会成为康德所言的“道德的绝对命令”，形成社会的普遍道德与普遍伦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知道：“道德评判文学作品，只能根据每一代人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不论那一代人是否真正按照道德标准生活。”（艾略特语）当文学中含蕴的道德观念与时代具有某种共鸣的关系时，它的声誉会不断增加，如果两个时代的关系是对立性的甚至是敌对性时，那么它的声誉就会丧失。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而，我们难以判断中国城乡的二元对立消失之后，路遥的小说是否还会产生之前那样巨大的道德影响。这是路遥德性论小说叙事面临的严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