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作为作家们笔下永恒探索的命题，具备着丰富多元的质素，生命意识更揭橥了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和人生观念。而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人，在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承受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压力，苦难和死亡于是成为了很多作品热衷的叙事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下显示对苦难的超越、对灵魂的洞察和对生命充满终极关怀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
    直面苦难的人生图景
    《家春》以雒城为主要写作背景，通过对家春这一女性形象的书写与塑造，讲述一对夫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悲惨遭遇，再现了一幅苦难的人生图景。小说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把家春和金山放置在宏大的时空中进行书写，凸显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隐忍抗争和命运沉浮，传达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
    家春是槐树街一位多才多艺的美女，然而小时候的一次高烧让她的右腿残疾，面对右腿残疾的女儿，家春母亲也只能发出“我能怪谁呢？怪只怪瞎了一只眼的老天爷哦！”的叹息，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家春并没有因此而忧心忡忡，此时，游走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特质全然呈现出来，苦难作为一种难以改变的客观存在，自然在主体的感官体验上会存在不同特质，家春面对的是没有得到丈夫家人祝福的婚姻，不得已的夫妻分离，病痛的折磨，以及被诊出属于无药可治的先天智障的儿子，这一切不能不让家春极度的绝望，而昭示着对生命终极关怀和对希望细心呵护的“拉保保”失败更让家春感到精神的无助和摧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庆儿”不仅是家春和金山结合的血脉传承存在，更象征着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对抗，夫妻分离时庆儿无疑是支持家春坚强生活的希望，而庆儿长大后对生父的仇视显然又扮演着令夫妻分离的绝望质素，家春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历经煎熬，也在选择之中打开自己内心的褶皱，领会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在家春去世后庆儿的突然病故也预示着对苦难的超越和向死而生的救赎。
    苦难对于个体来说既是痛苦与伤害，也是精神向度的一次深刻洗礼，在个体的体验中生命获得宽厚的质感和丰富的审美意蕴。小说中如洪水猛兽般袭来的苦难并没有击溃家春的内心，反而在一次次的不幸中家春慢慢变得强大起来，鼓起勇气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瘦弱、温婉的她逐渐变得坚强和高大。无论是儿子对丈夫的陌生和仇视，还是生活的困顿艰辛与癌症带来的病痛，都被“我虽是凡人，但我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也恐惧，我也难受，但我不是纸糊泥捏的，不会那么轻易就垮掉，我会咬牙坚持的。”这样平实有力的话语所抵消，因为对丈夫与儿子的牵挂和生存的强烈欲望让家春强大起来，尽管她最终在病痛的摧残下离开人世，但在苦难的图景之上，人性的光辉悄然盛开。
    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从现实人生的苦难到直面苦难的人性，人生悲剧之中处处渗透着希望，小说历写普通人所遭遇的苦难，却并不流于对苦难的罪恶和控诉，而是在人物身上涂抹上一层人性的光辉，把人和苦难的斗争转变为人内心的自我博弈，从家春的性格演进和开掘中消解了沉迷于当前苦难书写的陷阱，把苦难对于人生的意义提升到精神和人性的维度来考量。“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①小说中颇具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是家春在经历一系列苦难和病痛之后开始接触佛教，进而看清因果，淡看生死，包括家春去世前重回槐树街和死后要求把自己送到霍家庵，此时生命得到了救赎和达成对苦难的超越。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保银，本是家春最靠得住的人，接受家春把庆儿托付给自己的遗愿，然而在庆儿突病去世后却了无音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保银最终却因过马路时心事重重出车祸而死，这里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显示了一种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传统故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故事的哲理意味浮出地表，面对苦难芸芸众生该如何达到超越和救赎。
    其次，整个故事的演进在半个世纪的时空中进行，把个人命运和政治运动、社会发展穿插在一起，给予了小说丰富的历史感，作者从宏大的历史视野里把握个人的命运沉浮和悲喜飘零，把个人遭受的苦难放置在民族苦难的视域之中，此时，家春的苦难已演化为民族苦难的符号，赋予了自身以普遍性意义。运动中被折腾得斯文扫地的老校长，因家庭成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发配改造的金山，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这种苦难叙事把个人和民族联系起来，建构起民族苦难叙事的构架和传统。
    “审美体验，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找和表述，是生命之谜的破解，是人生与内在的生命之流的真实相遇”，②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命运出发，从个体面对苦难的成长历程开始，表现生命的隐忍和挣扎，揭示苦难的终极意义，发掘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的审美属性，可以说，这也是作者对如何直面人生苦难做出的一种回答。
    死亡：生命的反抗和救赎
    和《家春》里对苦难的诉说和生命意义的追问不同，《漂浮者》讲述了一对隔膜的父子双双自杀的悲剧。一天，在饭桌上得知儿子是同性恋的老吴坚决反对儿子的婚姻选择，在激烈的言语交锋之后，老吴最终用冷冰冰的语言把儿子送上了阳台的晾衣架，而悔不当初的老吴也走上阳台自戕。
    小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展开叙事，以家中为全部场景，儿子的婚姻取向问题为线索，用对话来结构小说，在激烈的言语交锋和冲突中把握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不长的篇幅之内蕴涵巨大的叙事容量。小说一开头便通过老吴把视角转向阳台，终年没有阳光的阳台既是儿子的死亡之地，也是老吴人生的绞刑架，在这里，阳台成为了一个意象，象征着对隔膜的控诉和自我的救赎，而小说以阳台始至阳台终，复数性叙事把阳台作为原点，显示了灵魂从这里出发和回归而得到的拷问和救赎。
    “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③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对立的基础之上，主体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吴和儿子之间因婚姻取向观念的不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由代表着父权的老吴对儿子施行话语专制和观念压迫，在与儿子激烈的言语交锋之后，“可老吴又觉得，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又酣畅又痛快，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借助言语达到的内心压抑的狂热释放令老吴产生发泄的快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儿子的死亡是非正常的，可以说是偶然性的结果，但其中又充斥着某种必然，观念的对立、话语的软弱、环境的压迫，这些都和儿子势同水火，进而造成死亡的必然性。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把意义从生命之中剥离出去，儿子的自杀既是与外界压力的决裂，又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通过这种确认以达到自我尊严的胜利，老吴因儿子的自杀而承受灵魂的煎熬与痛苦，最终也只能通过自戕来乞求灵魂的救赎。
    自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行为，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可能被赋予合理性质素与别样的人生意义。自杀题材作为死亡母题的一种具有本身的审美追求，《漂浮者》中通过老吴在阳台发现儿子自杀，引出之前饭桌上激烈的言语交锋，观念与心理的复杂活动包裹于争论时人物的动作和话语内容，最终带领我们到达人生失重的顶点，显露出整个故事的悲剧性特色，自杀在小说中也拥有了震撼性的美学效果，儿子的自杀既是对伦理压迫的控诉，也是对老吴心理的一次摧残，这种自杀带来的复仇性效果以及老吴在悔恨中的自戕具有了奇特的审美意义。
    作者以自杀切入小说叙事，以婚姻取向问题作为戏剧性冲突的焦点，之所以选择以极端的方式（自杀）处理冲突，可能为了传达一种痛苦的宣泄快感，在萦绕着全篇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氛围中，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最终引导着人物在人生意义丢失之后的自杀，其中当然蕴涵着作者的价值追求和哲理思辨。而选取同性恋问题为小说内容的焦点，因为同性恋不仅是生理和心理的现象，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在今天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同性恋仍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这也决定了其面对外界压力潜藏的反抗和自卫性因素。老吴与儿子的矛盾既是父与子的隔膜与对抗，也是自我世界、同性恋世界同现实社会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而老吴与儿子的悲剧性结局可能代表着自我和同性恋世界的绝望反抗以及世俗世界同前者之间最终达成和解，此时，同性恋问题不仅作为个案存在，作为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之一，也具备了社会性意义。
    注释
    ① 史铁生：《我与地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5页。
    ②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218页。
    ③ 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9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