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并不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新锐作家。她的文学之旅启程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曾以《一个叫素月的女人》等小说引起过读者关注，那些其实并非中规中矩的作品，却很容易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头所淹没。尹学芸的小说之根，一直深植于远离繁华都市的蓟州乡村，而她也从未间断对岁月乡土的款款回望和娓娓诉说。200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推出她的随笔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读者可以从这部书触摸到尹学芸的一个滚烫心结，并相信她会以自己熟悉的小说方式和锦绣文字，继续打捞渐行渐远的乡村往事。尽管此后她似乎陷入了一段“沉寂”阶段，我却宁愿将其理解为尹学芸小说写作的蛰伏期。
    最近两三年，尹学芸果然显示出了厚积薄发的实力，以炫目的时速进入了一个小说写作的快车道，连续在《收获》《当代》《小说月报·原创版》《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不仅产量激增，且表现领域也极具跨越性，视野由乡村扩展到城市,更多时候是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从容挥洒，诸如底层疾苦、官场生态与知识分子纷争等复杂社会景观尽在笔下。岁月发酵了尹学芸秘藏久远的往事记忆，使她最终找到了个性化的小说叙事之魂。
    被多家选刊转载的《士别十年》，其实并非新作，而是尹学芸搁置电脑长达十年的几乎就被遗忘了的未完成旧稿。十年后惊艳亮相，十年岁月对于世道人心有着怎样难以理喻的影响力，小说通过郭缨子、苏了群的变化，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回答。十年前的郭缨子充满朝气，热衷诗歌，思想单纯，“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由于单位一把手季主任的一再骚扰，致使她精神抑郁，一度还有过自杀念头，终于调离而去。十年后的郭缨子已在新的部门任办公室主任，不仅学会了察言观色左右逢源，而且从过去的滴酒不沾变成酒量过人，场面周旋的本事更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按官场的标准就是“成熟”了。苏了群的变化更是令人瞠目，这位当年常以杂文针砭时弊的民俗研究所副主任，十年后不再是精神节操的坚守者，甚至可用“无耻”来形容，年轻女下属陈丹果之死就与苏了群有直接关系。陈丹果坠楼前曾给并不熟悉的郭缨子打过一个长达五十分钟的电话，郭缨子意识到热爱诗歌、心地单纯的陈丹果，简直就是十年前自己的化身，苏了群则完全就是十年前季主任的复制,良知遂悄然复苏，开始反思自己何以“就像软体动物，没有骨骼和筋脉”，“她对自己说，他杀，肯定是他杀，你们都是杀人凶手……我也是杀害她的凶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当权力、利益成为人人不择手段的追逐目标，价值扭曲和精神溃败也就成了必然。
    《玲珑塔》围绕古墓被盗展开了一幕乱如麻团、扑朔迷离的悬疑剧。小说中有三个主要人物朱小嬛、谢福吉、周刚，其复杂性皆难以一言道尽。身为官员的谢福吉最为讳莫如深，他暗中觊觎朱小嬛的肉体还在其次，最阴暗的是他一直对玲珑塔地宫文物图谋不轨，先是设局“借”来内附玲珑塔地宫详尽手绘图的“地方志”，接着按图索骥又将地宫里的文物悉数盗出获利，而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此人却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朱小嬛的婚恋生活破碎不堪，始终在为自己的迷途找出路，好容易找到了看上去可以依托终身的周刚，却好景不长再次成为弃妇，离婚后还怀上了据周刚说是谢福吉的私生子，不免可悲可怜复可恨；周刚则是绅士为表而魔鬼为里的人渣，先是隐去自己曾有过婚姻的真相娶了朱小嬛，当仕途受到威胁，又花言巧语抛弃朱小嬛，后又娶了一位部队首长的女儿为妻，貌似伟岸高大，其实极端自私。这几个人物，很难用好人坏人的二元论标准评判，他们的存在、变数和命运结局，都源于岁月之手的异化和捉弄。
    难道世俗的成功一定要以人性沦丧和岁月异化为代价吗？这正是尹学芸小说孜孜探究的奥秘和疑点。《李海叔叔》通过“王云丫”的视角，讲述了过往岁月中令人唏嘘的点点滴滴，与我们曾亲历熟悉的岁月细节又是如此贴近。“我”的父亲和李海叔叔在那个贫困年代结拜成兄弟，又因苦难日子而造成了两家人的困惑、隔膜、冷漠和误解，这一切通过小说的叙述在读者内心层层积累，黏稠得难以化解。李海叔叔在和“我”家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每年都是两手空空来到同样贫困的罕村王家，离开时却要装满各种粮食和果品，而从无愧疚。何以至此？原来李海叔叔的家乡苦梨峪偏僻、贫瘠，且孩子多负担重，直到“文革”结束包产到户后，一家人仍一贫如洗，这是李海叔叔的难言之隐，也是他的一段充满精神屈辱的生存史。几十年后，老一代皆已离世，后人并非刻意的再度重逢本应搬演喜剧台本，却因李婶再嫁、子女反对而使两家关系再度陷入尴尬僵局。岁月的裂变凝结成《李海叔叔》的厚重底蕴，与其作品中的撕裂感互为表里。
    《大宝出生于1971》中的“大宝”，是一只别样的狗，在罕村的柴狗堆中鹤立鸡群，被马三称为“儿子”。小说通过狗的命运撕开人性暗疮。马家四兄弟中，马大、马二平庸俗气，马四孱弱胆小，只有马三具胆识、讲恩义，多年后马大、马二都已娶妻生子，进了官场的马四活得更是滋润，而曾为救“大宝”跳进沸水锅里的马三，却成了丧失基本生活能力的癫子，岁月竟如此弄人。《铁雀子》以刘相、丁七、大白之间的情事纠葛为主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罕村的悲情故事。村民刘相的妻子大白是个智障女人，刘相娶大白，图的是其娘家陪嫁可观，却没有遵守对老丈人的承诺，打骂大白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大白之所以死心塌地站在曾经“调戏”过自己的丁七一边，是因为丁七总是充满柔情地喊她“大宝贝”，于是“大白宽大的身形里似乎流淌着一条江河，那里浮游着许多活的生物。那些生物都是被丁七催活的。而在这之前，它们都因刘相而死亡”，大白与丁七之间生死相依的痴情感天动地，成为这个物欲时代的奇异亮点。
    在尹学芸的笔下，充满乡土气息的罕村故事，真可谓形形色色，驳杂纷呈，这个虚构的小村因而有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和岁月谜团。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无数离乡人行色匆匆，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他乡”，已成常态，如同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所说的，“普存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而这个风景的背后，其实是人类亲手创建了堪称辉煌的物质王国的同时，也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于是时下，在对乡土的自觉遗弃，对家园的主动疏远的背景下，“闯荡”异乡的“打工文学”日益繁盛。尹学芸是少有的始终怀有魂牵梦绕的原乡情结，固守着家园叙事而从无旁骛。她的罕村系列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体现的是与福克纳“邮票理论”同值的“地方性”意象取向，这也是百年世界文学中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收获，尹学芸是否受其影响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我们从“罕村”系列，感受到了一种超越历史语义层面的精神叙事气质。
    罕村系列中的“王云丫”，不是作者,也不单纯是第一视角的叙述人,而是与人物命运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当事者，“我写的许多文章都与那座村庄有关联，许多人物都有那座村庄人的影子。有人因此而走进了它，认知了它，走进和认知以后也许你会发现，这座村庄不是你想象的样子。河水没有那样清，街巷没有那样长，邻家的媳妇没有那么美丽”。在《四月很美》里，王云丫云淡风轻地叙述了一段令人悲喜莫名的往事，30年前，张德培与四虎奶奶立了字据：前者为后者养老送终，之后后者的大宅院归前者所有。没想到越来越精神的四虎奶奶活到了99岁，每年四月还要出村看春日花景，这时候，张德培在省城里当公务员的儿子张帅为炫耀张家行孝，提前在村里为四虎奶奶摆百岁寿宴，还带来电视台主持人的现场采访，致使四虎奶奶突然死亡，成了一场意味颇深的可悲闹剧。《阵亡》中的郧城，曾经有过“诗人”丛生、诗歌大火的年代，诗群的核心人物本是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过诗歌的王云丫，忽然间，舒宇带着种种诗人光环和浪漫传说来到这里，迷惑了许多诗歌崇拜者，舒宇的骗子面目被揭露后，昔日的诗群悄然星散，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曾经的诗歌年代已成为时过境迁的遥远传说。例外的是，因受骗而被改变命运的民子，由于不知真相，反而保留了对诗歌的一份初衷，多年之后王云丫偶遇民子，几次谈到网上粉丝众多的诗人“天幕”。小说结尾，临别下车，“我”还在嘱咐民子，“有工夫可以看看天幕的诗，你会喜欢的。民子说，好的。顿了顿，民子趴在车窗上对我说：天幕就是我”。堪称点睛之笔，浮躁喧嚣的诗歌圈子里，名利之徒多如过江之鲫，但也不是没有如民子一样的精神家园的默默守望者。
    尹学芸在小说中不喜欢充当置身于外的旁观叙事者，也从不掩饰叙述过程中的价值好恶。她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也并非如何传奇，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中或许都有可能遇到，但渐渐地，那一条条曾付出许多惨烈代价而貌似已步入正轨的路径，实际却是内伤依旧，隐患暗隐，危机潜伏，所谓“不是不报，时机不到”，这就给小说叙事增添了反转空间和阅读悬念。这时候，我们将尹学芸的小说拢在一起观察，会仿佛身临于一幅幅彼此勾连、极富质感的岁月长卷，其人物本相随着叙事的显影而清晰、浑圆、饱满、立体。同时，她擅长于白描手法，力除无用的粉黛修饰，语言灵动、简劲、俏拔，又不失圆润、老辣、厚味。小说肌理丰腴，针脚细密，渗透其间的种种哀伤、悲凉、疼痛、反讽、怜悯，隐忍、算计、冷漠、虚伪，由远及近，由浅而深，由表入里，终以“清水煮青蛙”的效应“逼”人融入其间，悄然就范。
    尹学芸坦陈：“养小说就是养人物，其实也不是我养，时代在养，或者说是时代通过‘我’在养。时代是个时间，是岁月，岁月赋予的东西，往往是未经历时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想不出的东西。”当代中国小说叙事观念的大潮曾风起云涌，经历过一次次激荡、演变与刷新，笃定、从容的尹学芸却从不轻易随之起舞。她深知文学写作比拼的是岁月历练中所获得的悟性、耐力和内功，并无妙方可循，亦无捷径可走，坚忍跋涉，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