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
    
    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长篇小说和散文是比较受研究者青睐的两种体裁。诗歌、戏剧、短篇小说，被关注度相对较低。低调的“70后”海外华人作家张惠雯，从新加坡到美国，以短篇小说创作起步，作品越发纯熟精彩。她喜欢轻盈的叙述，感性而灵敏，小说传达的文学理念透露出作者通透淡泊的人生姿态。张惠雯认为“小说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聆听人们以及万事万物的沉默，从沉默中寻找被埋没的故事和语言”（张惠雯《关于〈场景〉》）。创作10年，她塑造了一群烦闷不焦躁、痛苦不低迷的小说人物。
    “留学生文学”描绘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变化，重视阐释文化的隔膜。“生根”后的“新移民文学”全面铺开域外生活，重点落实在个人奋斗、代际冲突、历史反思的问题。新世纪以来的“后”新移民文学（“海归文学”）跳脱对雷同化海外经历的重复创作，重新回归“中国故事”。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人小说虽然对题材有拓展和思考，但技术路线基本还是依循现实主义，中国故事也有预设的特定年代和特殊事件，作品整体的艺术风格折射着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的精神气质的承袭。“中国故事”该如何传达“中国经验”？该如何诠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重要母题，尤其是对海外华人文学有特别价值的“寻根”？“70后”作家张惠雯于文学实践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用对中国现时故事的文学白描来抒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情致。
    21世纪初，张惠雯写出了一批精彩的“中国故事”，美学风格延续了沈从文、废名、师陀、汪曾祺的乡土审美，比如《爱》《垂老别》《古柳官河》。作品既有对河南乡村生存现状的描写，也有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展示。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故事”的思考与时代无关、与历史无关、与政治无关，只关乎地域、民族、人性等人类的共性问题。如果概括张惠雯“中国故事”的个性特色，可以认为是混合着悲凉与温情的问题小说，包裹着悲剧性的情感重疴。她对新世纪“乡村”的焦虑、隐痛，从疏淡平静的事实讲述中流露出来，往往令读者百感交集。每个故事都设有一项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将其放置于理想和现实碰撞后产生的某一个特定处境，但这每一个处境，又都关乎爱情和亲情。
    《爱》写了牧区医生艾山对女孩的一次“动心”。他参加阿克木家的“周岁酒”，席间留意到了一双追随着他的“眼睛”，未曾想，酒后意外地坐上了“她”家的马车。之后两天，艾山陷入了又幸福又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他想去寻找“她”，却有一丝的顾虑，因为他对于突然降临的“幸福”前景手足无措，于是只得一个人先捧着这“烫人”的秘密。“他联想到过去和未来，各个年代的人，各个地方的人，死去的、活着的、还未曾来到世间的人，无论窘困还是安逸，无论生活卑微或是出生高贵，他们都有那精细入微的能力感受爱，他们都会幻想爱、经历爱，他们会和他一样因为爱带来的欢愉和折磨在一些夜晚难以入眠，在白日里却又昏沉恍惚，这种美好的东西从不曾从世间消失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如火的八月》里的春光，有一个明媚的名字，却一再潮湿腐败在“如火的八月”里。她与亮子相爱，却又被迫成为哥哥屡次用于“骗婚”的工具。这部短篇叙事冷静，但内蕴着一个沉重的母题：贫穷。张惠雯切实地揭示乡村女孩的自我实现与根深蒂固的贫穷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她难以抵御摆脱贫穷的诱惑，所以也有一定的“原动力”，她一再愿意去“找哥哥”，并非全然迫于家庭压力；另一方面她未曾泯灭的良知，又提醒她对健全人格的汲汲渴求。从深层看，小说铺叙的家庭经济重担成为一种“精神胜利”，春光想吃冰淇淋、开理发店，因此她也视“骗婚”为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惟一可行方法。因而，在要面包还是要爱情的命题之下，“骗婚”的道德感其实是被消解了，亮子的真情也有了些反讽的意味。《垂老别》是一曲乡村悲歌，聚焦农村丧偶老人的生存危机。杜甫《垂老别》云：“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衰老的王老汉夫妇被子辈视为累赘，始终处于被遗弃的境地，妻子去世后，他更是陷入极端困窘的景况，如同一匹残疾的老马，反复被两个儿子推挡抛弃。王老汉对老牛的辛酸告白，道出了老年人的悲惨晚景。“你不知道这回事儿，你哪会知道？人老啦，就是这一条路。你也老了，到时候人家把你牵到那地方，什么都由不得你……我不说了，我何必说这些呢，到时候，你要忍着。你要忍着，你啥都懂得。你想想人老了，不也是那一条路，都一样。”最终，王老汉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为的是还给孩子家庭的安静，并保全儿子在村里的颜面。父爱的深厚沉重与儿子的麻木冷酷形成鲜明对比。张惠雯的中国故事，以批判孝道缺失带来的人性泯灭，再次肯定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时意义和现实价值。王老汉在空寂寒冷的田野里赶路，虽带着含糊笑意的表情，却滑落了一长串的泪水。我认为，《垂老别》的层次及意境与痖弦的诗《歌》十分切近：“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金马看看去，那是昔日。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灰马看看去，那是明日。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白马看看去，那是恋。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黑马看看去，那是死。”
    近年来，张惠雯小说更多是描写“新移民”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赋予当前海外华人文学题材一种新意。随着华人“海归”、作家“海归”，海外华人文学在当下的创作热点转向“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原先域外生活题材的作品锐减。但异域故事从来都是海外华人小说的亮点，“现在时”的华人故事不应该被舍弃或者搁置，而应该是被持续关注并开发新意。海外华人文学的域外描写有两个标志性主题：“隔膜”与“边缘人”。张惠雯小说没有完全延续中西文化冲突的模式，而是弱化当前新移民对国外生存的体验与感受，求学、事业、生活只是提供叙事背景，作者着力于描写有个性特色的心路和情绪。
    如果说《垂老别》是一种直接、坦率的亲情叙事，那么《欢乐》则以一个传统的中西文化冲突的故事包裹着深重的中国式母子情。对于“我”而言，无法沉浸于圣诞夜的热闹欢乐，“我”被心中充溢着的悲伤、失望和忏悔所撕扯。母亲的离世，“我”突然感受到形单影只的悲凉。母爱的朴素真实，与圣诞夜的华丽虚幻构成参照。《欢乐》略带感伤地描绘出20世纪80年代移居海外的成功一代“新移民”的“幸福生活”背后。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恰如踏进一场绚烂舞会：“有时的确会迟疑、茫然失措，如他刚才站在门前的那一刻，但你只要走进来，跨过那道门，像一个游泳的人那样纵身跃入欢乐的波浪之中，就能很快融入地悠游，忘却其他东西。”但是无论什么时代，“边缘人”的情感遭际是无法完全抹除的：“他的周围全是人，但他却感到这是个寂寥的空间，明亮、喧哗而又寂寥！他仿佛极力追随着他人的欢乐，却无所适从。”“他觉得他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界地，冷与热的边缘……他知道所有这些热情和气的人当中，没有谁会真的关心他和他的事。”一场“欢乐”聚会，跃动着多个不欢乐的因子。若看文化，是中与西的隔膜、大陆与台湾的差异；若看个人，是母与子的疏离、婆与媳的冲突。晚宴的浮华催化了“我”的落寞，“我”终于了解到母亲对于“我”的重大意义，“她”是“我”的他者，“我”通过“她”，才辨别出真实的自己。“一个女工，独自培养了一个博士生，这在他们那地方差不多是个传奇。但他后来走了。他在美国遇到一个台湾女人，就迅速和她结婚了。那时候的他急于完成那些人生中的‘任务’，把这当作成就，而娶一个台湾女人，这多多少少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只是在后来，他才意识到人生中的成就和真实的幸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知道了真正的幸福不是言语的、不是形式的、不是仪式的、不是物质的，“是自由、跃动、漂移不定而又挥洒自如的，它是即坚固又柔软的”。“他”真正的欢乐，是母亲用一辈子浓烈醇厚的母爱所赐予的。
    《十年》与《场景》是两篇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爱情故事，特点是呈现两性各自对爱情的处理与理解，最终殊途同归于真挚隐忍的爱，如普希金的诗“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我也不想再让你难过悲伤。”《十年》里的“他”原本以为爱情和亲情都是可以被随意挥霍并透支的，因此对于家庭，他是“不在场”的父亲，终因他的任性和粗暴失去了妻女。10年后，他恍然发现“他不可能忘记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她给予过他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他终究不相信还能从别的地方找到这些东西。只有她那么爱过他，怜悯他这个倔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儿。”他怀揣着悔意、思念、嫉妒，决定从约翰内斯堡到德州探访她们。短暂的相处，他明白主动抛弃的情感不可挽回，爱已不是具体的、片面的，爱的存在和言说方式也是多样的，“尤其当生活把他推到将老的、生命的另一端，当他在年深日久的孤独和悔恨里浸泡得柔软了，他会感到血缘加诸于感情的力量——她是他和他最爱的女人的结晶，她本身就是爱，即便其他的一切都变了，包括感情，她的存在依然能将他们牢牢维系在一起。”《场景》是张惠雯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一次探索，她写了一个收藏着秘密的女人，“过去，曾经，她很骄傲，不担心变老，她想如果一个女人坚信她爱的人会一直爱着她，持久而忠诚，就不会害怕老去。现在，她逐渐明白了时间是什么，它像一个怪兽的影子，在你身上缓缓爬行、蔓延，从头到脚，直至完全地覆盖住你，把你丢弃在阴暗中。”《场景》如同补叙了《廊桥遗梦》里弗朗西斯卡在罗伯特·金凯离开后的后半生，“她”同样是在波澜不惊的日子里私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回忆、想象与感触占据了“她”独处的时光，“在寂寞而安稳的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让那秘密和她一样逐渐被岁月消蚀、埋入坟墓。”小说倒叙了15年前那段爱情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她”与作家的相遇，打破了生活的规律与平静，随着两人交往越深，她看到了自己的丰富、生动和灵性。当对家庭的愧疚与偷情的羞愧集中爆发时，她决定放弃，作家的话刺痛了她，也使她领悟了真实的自己并没有被了解和接受，“因为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是商人的妻子，无论你多么多愁善感，你还是习惯在关键的时候把实际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你的意思。而我呢，我是搞写作的，这种人无论看起来多么理智，骨子里都是感情用事。”作家走后的15年，“对她来说，在这个曾经属于她的家里，她仿佛成了局外人。什么东西把她和他、和他们隔开了，她难以找回以前那个安稳、惬意的位置安顿自己。她感到自己在另一边，忧虑地、伤感地守着她的可耻的秘密。”她一再怀念与作家相处的一个个甜蜜场景，它们被定格为人生的一个个难忘片段，她的真爱可以倾注、融化、托付，这才是她最珍视的幸福。
    张惠雯认为“故事性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那种不甘于被淡忘、不肯在意识里暗淡熄灭、引发你想象与回忆的性质，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有故事性，某件事有故事性，或者某个场景有故事性。”（张惠雯《关于〈场景〉》）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新移民故事，她都不是致力于详述情节与细节，而是在认真地审视和诉说人的感情，传递她对人性问题的尖锐与怜悯。
    “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个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谈，如果你能窥见哪怕一丁点他的内心世界，你几乎都会发现那种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张惠雯《关于幸福》）近两年，张惠雯推出的一系列新作：《岁暮》《旅途》《十年》《场景》《欢乐》《我梦中的夏天》，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论多么完美的生活，无论多少寻欢作乐的经历，都难以彻底治愈这种“现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