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重庆，8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说《远离稼穑》《狼行成双》百余篇，《邓一光文集》（14卷）。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现居深圳。
    
    2009年，小说家邓一光由深圳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七年间，在这座被公认为“没有过去”的城市富矿里，他以敏锐的触觉和积极的创作力，挖掘出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因“军旅题材”带给人们的“硬汉作家”形象一而再地改变，一次次令人刮目相看。
    10月21日，本报记者专访邓一光。
    没有博客、QQ、微信，不玩游戏，不在手机上看电影，不刷屏，时间大体在我自己手里，不会交给新媒体
    中华读书报：广东的网络文学发展比较全面，网络作家协会、网络研究期刊均走在全国前列。您关注网络文学吗？
    邓一光：我的阅读习惯是读传统纸媒，对网络文学了解不多，这些情况我不太清楚。
    中华读书报：那您所理解的网络文学是怎样的？网络文学发展十八年来，很多现象也令传统作家诧异。您如何看他们的写作状态与收入水平？
    邓一光：我不清楚网络文学的情况，谈不上理解。我和深圳及内地的一些活跃的网络作家有过一些接触。我将他们表述为类型作家。当然，这个表述并不准确，网络文学并不局限于类型文学，而且，网络文学的特性和特质随着时代的变异也在快速发生着变化，包括价值观变化，很难概念性地表达。
    我不清楚网络文学的运营方式，只是简单知道，网络文学以大众认同感较高的文本形态出现，作品看重价值观及叙事策略的互动，同时以多媒体为平台进行展示和传播，有极强的商品研发属性，从某种角度上说，网络作品是网络作家个人、团队、商业机构与网友共同创作出来的作品或产品，它被网友追捧符合这个时代的某些规律，高回报在商业规律中，诧异似乎不必要。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和新媒体合作多吗？利用中国移动或其它形式的传播情况如何?
    邓一光：我有几部长篇签给了新媒体，包括中国移动和新浪，我不清楚传播情况，他们签完合同之后就消失了，而且从来没有支付过版税。我的其他一些作品没有签给任何新媒体，但不少也在网上挂着，没人通知我。
    中华读书报：多媒体如手机、微信、电脑网络等占用您的时间多吗？您写作会利用这些资源作为素材吗？
    邓一光：我没有博客、QQ、微信，不玩游戏，不在手机上看电影，不刷屏，时间大体在我自己手里，不会交给新媒体。我使用过新媒体内容的素材。我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会把一些感兴趣或者感到困惑的故事分享给我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我。
    我父亲是老派军人，经历过一些不堪的文化暴力运动，对他那个年代的畸形文化有成见。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认同过我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写诗走上文学之路的吗？看过相关的报道，说您父亲特别不支持写作，不知道在文学之路上，谁是您的引路人？
    邓一光：上世纪80年代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是诗集，大约是1992年的事。
    我父亲是老派军人，经历过一些不堪的文化暴力运动，对他那个年代的畸形文化有成见。他更主张身体力行，而不是白日梦，所以，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认同过我的写作。
    生活和阅读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引路人，这个我和其他作家没有什么不同。
    我遇到了一些好编辑，我的创作和他们分不开。
    中华读书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如何评价自己早期的创作风格——比如《孽犬阿格龙》关于知青生活，《空盒》《鸟儿有巢》关于情感经历？
    邓一光：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年轻，不甘车尘马足的肉身生活现实，开始写小说。如果条件允许，我也可能成为探险家或音乐家，那时我迷这个。
    早期的创作大多缘自生活的困惑。那时我从熟悉的城市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朋友，算是和自己的一种沟通。《孽犬阿格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我当知青的时候的确养过一条叫阿格龙的狗，非常胆小，没养几天就不在了，小说里的角色完全是虚构的。最初的写作基本是一种想象生活的养成，谈不上风格。
    中华读书报：《我们走在一座桥上》《独自上路》《红色贝雷帽》《老板》《城市的冬天没有雪》等小说关注了现代都市的诸多层面。那个时候您笔下的城市文学是怎样的？
    邓一光：早期写小说时，我职业是新闻，分管两张报纸的采编，选题策划、外派记者、组稿、二审和报社的一些大型活动由我负责，非常忙碌，有时候只能在报社的暗房里打个盹，起来接着干，文学写作对我来说非常奢侈，有点时间就匆匆把脑子里的念头写下来，基本不修改。因为从事记者工作，对社会问题比较关注。
    城市是政治、商业、社区和大众文化的集合体，之于写作者个体在个人经验积累和投射上是强大的约束和规定，它们要求或诱惑你在社会意义上作出努力，即建立在政治立场、市民要求和生活愿望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比如虚幻的国家梦和个人梦的同构，市民经验与诉求的同构，这样的写作很难说有新鲜意义。
    如果说我有什么胆大妄为，我想在绝望的故事中找出不肯绝望的人，在荒唐野蛮的历史找出不肯承认失败的人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以“兵系列”小说而声名鹊起，享誉文坛。有评论认为，《父亲是个兵》的出现，“标志着邓一光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富矿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我”。但是听说您曾否认自己是“军旅作家”,您如何界定“军旅文学”？
    邓一光：1995年我从报社离职，因为干倦了，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本来有两个职业选择，一个我没干下来，另一个在办理入职手续时被终止了，这样我就失去了工作，在家里待了几个月，没法再待下去，就开始写小说，《父亲是个兵》是第一篇，以后，写小说就成了我的职业。
    “军旅作家”这个提法我一直没弄懂，是指身为军人的作家呢，还是指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如果“军旅作家”指的是身为军人的作家，这个说法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我不是军人，自然不在其列。如果指的是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问题就出来了。
    “军旅作家”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界定，存在概念模糊和混淆错误，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元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
    中华读书报：十几年之后出版的《我是我的神》，抒写了历史动荡与生活剧变中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来自哪里？在十几年的书写中，您的英雄叙事有何变化？
    邓一光：应该说多了一份理性思考，开始对英雄进行反思。同时，《我是我的神》的主角是现代人，是曾经的创世纪者的子女们，书写对象不同了。人年轻时可能会纠结题材，成熟后就不会了。比如《我是我的神》，我就想讲一个人生苦难和自由追寻的故事，我的人物生活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生存矛盾中，生活在战争与和平、权力与自由、光荣与卑鄙、沦落与尊严、善与恶、幸福与苦难、坚守与背叛，我就想讲这么一个故事。如果说我有什么胆大妄为，我想在绝望的故事中找出不肯绝望的人，在荒唐野蛮的历史找出不肯承认失败的人。
    中华读书报：和平年代如何写出经典的军事文学，一直是军旅作家们的短板。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您依然以战场上戏剧性的场面和极富表现力的细节取胜，能否谈谈您创作军事文学的成功经验？
    邓一光：和平时期没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却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格拉斯的《铁皮鼓》。
    人们的确会为一件事情感到困惑，那就是如何完成经验者的转移。这有两层含意，一是从现实生活经验向书写经验的转移，这方面，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是我见到的最了不起的实践者。另一个是现实生活经验的匮乏者如何建立想象性经验，很遗憾，我的阅读清单中至今没有出现这样的名字。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成功者的位置上，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惟有耐心，以及相当的激情与克制，不让自己在最后时刻丧失了兴趣，因而使作品缺失力量和智慧。
    中华读书报：《我是我的神》一书的腰封上，广告词写的是“硬汉作家写硬汉”。您的书名也取得很霸气。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邓一光：广告词不是我写的。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性格。
    中华读书报：您到川东下乡当知青时，曾抱着一种“与家庭决裂”的想法，甚至称自己无父无母。仅仅是因为叛逆吗？您眼中的父亲是怎样的？后来与父亲和解了吗？
    邓一光：每个男孩都有一个轼父情结和经历，这个经历没完成，他永远不能成长为男人。但我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谈论家人，这对他们不公平。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我父亲离世前在精神上最依恋的那个子女。
    多数人奋斗史的蜕变和精神扭曲才是“城市生活史”真实部分的基础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会在天命之年，下这么大的决心迁徙？深圳给您的条件是否特别优厚？
    邓一光：中年以后渐渐明白，中原不是我的终老之地，我的家园在别处，2008年父亲一去世，我就带着母亲和孩子离开了。
    没有人给我什么条件，那都是传闻。我和所有移民一样在这座城市打拼，经历了很多以往未曾有过的经历，写下一些以往从未想过会写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移居深圳后，您的写作风格和题材明显转变，能否具体谈谈？是主动选择还是有其它原因？
    邓一光：对城市的想象力是小说家面对的考验，小说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现实的城市进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叙述和建构，使它成为个人意识中的这一座城市。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新作《深圳蓝》？以及《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等“深圳人系列小说”？
    邓一光：80年代我写过都市题材的小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得和四周打个招呼，嗨，你们好，我来了。然后我得留心看看所在地的情况，别的生命都怎么生活，他们是谁，生物链的上下端都有谁，怎么制定规则，由谁制定，可不可以改变，如何改变。我不是城市中强有力的掠夺者，也不是城市秩序的制定者，可我未必能够认同现实中全部的城市文化，那么好，我来为自己创造一座城市，然后把我的生活安置在其中。我说服自己，到深圳以后再次和都市生活建立起对话关系，不再回避年轻时解决不了的交集和纠结。
    中华读书报：是否在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对深圳的社会分析？
    邓一光：小说家和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个人认知处在一个平行线上，不同的是，小说家从来就没有学会扬头看社会和历史，他们通常匍匐在地，在人们的足迹中寻找生活的肌理，迷恋微观世界并且不断在其中掀起惊涛骇浪，却常常对宏观世界缺乏体系上的认知，所以，小说家从来没有改变过所在环境，也不期望改变未来。但是，和在宏观视野中举目千里的社会文献、不断见异思迁的历史文献不同，小说家的故事具有历史和社会无法绑架的自主性，它们提供了活在历史和当下中人的悖论和指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不但是当然的人类遗产，也是当然的城市记忆。
    我在第一部小说集中也写过在深圳、香港、东京和吉隆坡拥有豪宅的富家女、用草莓喂鸟的富商、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看上去这些阶层更为复杂，但作为城市文化的隐结构、城市文明的构成要素，多数人奋斗史的蜕变和精神扭曲才是“城市生活史”真实部分的基础。如果扭曲和屈辱作为秩序之一种被固定下来，那么城市已经死亡，如果扭曲者尚在挣扎，屈辱者尚未塑形，那么它们是什么？这些内容构成一条解读城市人和生存环境的通道。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认为城市文学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您的看法呢？
    邓一光：我没有读到你说的那些文章，不知道所指同质化严重是什么。同质化不是文学独有的问题，技术性时代，同质是时代性问题。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中，关于深圳的地名比比皆是，这么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邓一光：仅仅用地理、历史、民俗、语言等文化学概念去理解地名，无疑忽略了潜伏在故事中的陌生化表达和文化疏离策略。聪明的读者应该看出，地名在我的故事中并不只是承担，或者主要承担表称地点的作用，随着人物和故事的不断拆解，新的意义不断生成、转换和消失，地名早已失去了本源地位，不再具有初始命名含义，其解构手法的运用不言而喻。“万象城”是钱的命运还是寄居地？“市民中心”是公民身份还是理想中的家？“罗湖”是陌生化人际关系还是取暖游戏？“龙华”是工业规则还是爱情恐惧？“北环路”是遗传基因测试点还是社会自闭症人群容留所？“前海”是灵异现象还是信任？“梅林关”是逃亡之隘还是错误的生活？这些地名即使出现在地球上别的角落，是不是依然存在？
    中华读书报：放弃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重构故事，书写身边平凡甚至卑微的小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中的这些变化？
    邓一光：并没有多大困难，这取决于我在某一个时段对什么感兴趣，或者有感念。
    中华读书报：您似乎很重视方言在小说创作中的使用，过去使用重庆方言和武汉方言，现在在《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使用客家方言，《簕杜鹃气味的猫》里用粤语，您如何看待方言的运用在小说中的作用？
    邓一光：我本人在生活中不使用方言，只是在新的写作中，会下意识地关注所涉及内容地的方言，同时试图呈现它们，但这个努力今年受到了打击。今年我写了几个中短篇，刊物在发表时都提出质疑，可能这方面的研究会慎重一些。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担任主编或总策划，组织出版了“深圳短小说8大家”文丛、“深圳新城市文学理论”文丛、“深圳新锐文学（12+1）”文库。您如何评价外界的“扶持”给文学的力量？
    邓一光：“深圳新锐文学（12+1）”文库诗歌辑已出版，以后将陆续出版非虚构、类型、少儿、科幻、舞台、影视、创意、理论等辑共10辑，130位作家、诗人、剧作家、创意人和学者的代表作品进入文库。出版我只是客串，以后不会做太多，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中华读书报：您对自己目前的写作状态满意吗？近期还有哪些创作计划？
    邓一光：写作目前对我是一种生活内容，我和这个生活内容相处的还算不错。
    刚刚开始一个长篇，11年没写长篇了，有点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