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严绍《日本中国学史》），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87年的历程。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就是中国近代学者与汉学家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和钢和泰……，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 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对于这段历史桑兵先生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有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这里我不过摘其一二而述之，说明在二三十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海外汉学家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学界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