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城市和国家》中文译本的问世,令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类专著的翻译和出版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理解,也将促进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本书课题的研究始于我在复旦大学当博士生期间。20世纪80年代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来到上海,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在复旦大学度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我非常感激我的两位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黄美真教授和杨立强教授——对我的帮助。他们不仅引导我从事上海历史的研究工作,而且帮助我使用从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博物尤其是上海市档案馆收集到的重要的历史资料。那时候,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向国外学者开放。我在上海期间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开放,我又先后几次到上海,为本书的出版收集新材料。在这期间,我的很多中国同事友善地给我提供了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并对我的资料收集工作予以协助。我借此机会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马长林先生、黄妙真和马晶华女士及史梅定馆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熊月之、徐鼎新、宋钻友先生和罗苏文女士以及其他人士,上海历史博物馆的潘君祥和钱宗灏先生,以及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另外,我对张济顺、赵小建和姚平女士的帮助和建议也表示感谢。 记得最初在上海开始我的研究时,很少有人对会馆、公所或同乡会的研究发生兴趣。上海博物馆的杜黎先生是个例外,他那时就已经作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杜先生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几次面谈对我很有启发。那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同乡概念和同乡会只与传统中国社会有关。尽管我也认识到晚清时期同乡会的功能,但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同乡组织在20世纪的持续和演变。对于送些所谓“传统”的组织的活动力及它们在现代社会转化的理解,使我对历史学家们关于“传统”和“现代性”所经常做出的预设进行反思。在为这些所谓“传统”思想和机构所拥有的活力及其现代转化提供经验性证明的同时,本书也为同乡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形成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根据。我希望这本译著有助于激发对于这些概念的进一步讨论。 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我深知翻译工作之艰辛和重要。我十分感谢宋钻友先生对此书的翻译所付出的心血和宝贵时间。本书的翻译出自一个对于上海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之手,这对于原作者本人以及中国学者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2003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