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大学学科评估搞得煞是红火,各种数字统计,各类表格排名,一二三四,一目了然。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正是展示山大文史哲学科研究整体实力的一次再好不过的“集体亮相”。毫无疑问，《专刊》不是一套追逐或附和“时尚”的学术丛书,比如其中资深教授张金光先生积二十余年心血的力作《秦制研究》,就曾因经不起商业化大潮的“考验”而遭无情退稿。再如青年学者王承略、杨锦先的《李焘学行诗文辑考》,宋开玉的《杜诗释地》,更是一看书名就土得掉渣,老得掉牙。但这几部似乎缺少市场“卖点”的著作,连同王绍曾《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和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无不体现出那种不尚空论、重视实证的厚实学风,彰显出山大文史研究的传统特色和优势,在当今群趋“新潮”的学术出版物中独树一帜,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专刊》第一辑收入六种著作,内容涉及目录版本学、史学、古典文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我虽然总体都很欣赏,却不敢轻易置喙,术业有专工,对各书的学术评价应由各路专家论说,甚至须经时间检验,留待后人评点。惟因稍习目录版本之学,故于绍老煌煌百万言的《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情有独钟,且为《专刊》举隅,试予评说。 在二十世纪的目录版本学大家中,能做到理论与实证兼顾兼擅的不多,绍曾先生是杰出的一位。绍老青年时代在无锡国专师从钱基博先生治目录之学,得传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真谛;继而役事商务印书馆校史处,襄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兼治版本校勘之学。这个重要的经历,无疑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本取向,即既能作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辨,又具备翔实绵密的考证功力。这次《论集》收录了他早年的成名之作《目录学分类论》和《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前者尚论辨,后者擅考证,彰显特点,最为代表。及其晚年所作《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试论张元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等长篇论文,亦即能于学术史长河之中追溯源流,并不失文献史实的深刻发掘,故此常能出九鼎之言,发不刊之论。绍老有丰富的目录实践,一生编纂了很多古籍目录,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传世之作不是通常多见的公私藏书目录,而是像史志目录、知见目录等别人做的较少的传统体裁目录,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史稿艺文志版本知见录》、《山东文献书目》、《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等,这在其他目录学家中尚未多见,在二十世纪古籍目录编纂史上居有重要地位。这次《论集》收入多篇有关目录编纂的前言后记,叙述缘起始末,阐释发凡起例,皆能源源本本,真知灼识,随处可见。既使绍老替别人撰写的序跋、书评,也都言之有物,绝非一般应酬之作。如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目录》作序,则兼论古籍简易目录之发展及其重要作用,评《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兵书目录》,则申论题跋目录和专科目录的历史发展和学术意义,“借题发挥”,阐发自己对目录版本研究的深刻见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绍老曾对我国新时期古籍目录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指导意见,充分反映了他古为今用,理论服务实践的治学理念和宗旨。《论集》收录了《关于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试谈整理研究古典目录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和主要任务》、《编印四库善本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刍议》等文章,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接受,有的已付诸实施,或者也已提上议事日程。今天重温旧篇,仍能感觉到绍老对传统目录的深刻理解,和贯通古今的远见卓识。此外,绍老的《论集》自序,以及《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顾廷龙文集序》、《冀淑英文集序》等纪念回忆性文章,不仅对吾辈后学富有人格教育的意义,同时也能给人以种种学术上的种种启迪。总之,《论集》无愧是当代目录版本校勘学的一部经典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特色鲜明的《专刊》是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精心策划、鼎立资助下才得以问世的,是该院学术管理层为继承传统,铸造新知而推出的一项举措。我以为这才是大学提升科研水平,建设学科队伍,显现科研实力最高明的“一招”。在如今浮躁成风的学术环境下,实在很需要像《专刊》那样推陈出新的著作,很需要像山大文史哲研究院那样深谙科研之“道”的管理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