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写“辽西”系列小说的荆永鸣像个旧时代的女人，摇纺车，打硌纸，纳鞋底，手指戴着一个稍显黑色的黄铜顶针箍，至于究竟是戴在右手还是左手的哪根手指上，全凭审美和感觉。永鸣的这组小说是“慢”的，它与我们这个一切讲究速度和急于求成的时代正好背道而驰。
    永鸣带着乡村的记忆走进都市。他19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辽西农村，大山的封闭、遮蔽和苍茫，培育了他的韧性、坚强和纯真。少年的他便有了一双善于观察人间百态的眼睛。与此同时，大量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故事，更是培养并助长了他的想象力，对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从他的“辽西系列”可以得到证实。如果说辽西农村是永鸣最初的人生课堂，那么后来的煤矿生活，则让他获得了更为宽阔的人生经验。矿工是从事最艰苦的高危职业的人，看透死亡，铸就了这个群体剽悍、坚强、无畏而一往无前的独特性格。作为其中一员，永鸣身上至今仍保留着这种非常可贵的矿工气质。这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仍然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个世纪末期，永鸣从煤矿“漂”到了京城，以开小餐馆谋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业打拼，“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也灌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至此他便以自身的感受，开始了他的“北京系列”小说的创作，用他独特的语言和腔调，并通过一个外地人的视角，讲述他在都市里的所见所闻和底层百姓的情感经历。
    我曾和永鸣有过交流，认为他的“北京系列”是他最好的小说，他自己也比较认同。直到两年前，我偶然读到他以“少年的辽西”为题的农村系列小说，更加对他刮目相看。目前，他的“辽西”系列已发表《坐席》《甜草》《偷瓜》《砸锅》和《远去的喧嚣》等四个短篇和一部中篇。这些作品有的温暖，有的冷峻，虽是童年视角，但质地纯正，体现了作家的自觉意识，生活逻辑与叙事逻辑琴瑟和谐，可谓严丝合缝。这个系列的作品有个特点，就是篇与篇之间相对独立又互为交叉，衔接对应，不禁让人想起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更可贵的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作者没有过分地依赖日常生活经验，他心中有人物、有充分内在性的人物，他的笔触把民族和记忆、国家、“革命”等生死攸关的大事，转化为个体命运和个体灵魂，通过小人物的苦难和喜怒哀乐，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乃至映衬出一个时代的缩影。
    《守护者》（《芒种》2017.3）是荆永鸣“辽西”系列小说中的短篇新作。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其核心事件是，朴实、能干的农民刘五斤，在那个贫穷而特殊的年代，因为填不饱肚子而彻夜失眠，于是就在那天夜里，他偷了生产队的玉米。这还不算，为了避嫌而不受怀疑，他又制造了自己丢了枣子的骗局，并让老婆去骂街，故事采用倒叙的方式由此展开。在阅读中我发现，那些好的小说，它的叙述方式和故事可能是简单的，但给人提供的经验却向度多重，不是单一而是多义的，甚至是隐秘的。我觉得，《守护者》这篇小说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它有意无意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生活命题，甚至是哲学命题。读后不禁令人一顿，继而沉默——这正是我读这篇小说时所感受到的魅力。
    在这篇小说中，永鸣以他一贯的幽默笔调从容叙述，一边是散文化的语言叙事，纤细舒缓的细节描写，灵变传神的现场动态，田园牧歌般未被污染的自然风光，宽容厚道的乡土文化；另一边是饥馑年代的人性滑落、破落凋敝、自欺欺人，已被污染的人性德行，作品把多义复杂的人性令人信服地糅合在一起。总之，《守护者》是一篇很“结实”的小说。这种“结实”来自世俗的日常生活，也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捕捉能力。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品中那些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人物，有的虽然设墨不多，却个个鲜活，无论是谨言慎语的人，还是嬉笑怒骂的斗嘴者，每个出场的人物，或男或女，无不生动有趣，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荆永鸣的小说创作已有三十多年，年轻时，他的乡土书写稍显零散，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也不是很多。在长达十几年倾注于“北京系列”的创作之后，如今他重新回望故土，打捞记忆，开始了“辽西”系列小说的创作。从目前已经发表的作品看，他这个系列的作品，依然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