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上海文论》 编辑部曾向严文井、林斤澜、刘白羽、周而复、邓有梅、高晓声等作家和徐中玉、钱谷融、潘旭澜、陈思和等学者提出了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十个问题，他们的回复“或庄语，或谐语，或雅语，或寓深沉于历史，或寄厚望于未来”。1989年5月21日出版的《上海文论》第三期(总第十五期)刊出了《“当代文学四十年”百人问答录 (一)》。编辑部是按照“来稿先后”刊发的，第十三个刊出的是钱谷融题为“写得通俗些”的回答，这段文字不见于《钱谷融文集》，也不见于钱先生的各类集子，笔者编的《钱谷融著译目录初编》也漏收了，当为集外小文，照录如下：
    近年来，人们常常在为严肃文学的市场日渐为通俗作品所占领而忧心忡忡。其实，且不说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名称与界限还大可争论，就是通俗文学也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三国演义》《水浒》等书，最初原是说书艺人的话本；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里巷小民、贩夫走卒也能欣赏；它们都是很通俗的。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们正应该在作品的通俗性上多用些心，譬如多注意一下编故事的技巧，使作品更容易为群众所喜爱。消遣的观点一向为我们所不取，但人们首先大都还是为了消遣、为了娱乐才去看戏、看电影、看小说的。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怎么可以不注意趣味性，不讲究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不在使人爱看爱读上多下功夫呢？在这一点上，严肃文学的作者们倒是应该多多向成功的通俗作家学习的。
    据我推断，钱谷融先生回答的当是第十个问题，“您对文学理论界的哪些争论感兴趣？ 看法如何？”钱先生不愧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这篇仅有三百十九个字的短文中，阐述了他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看法，旗帜鲜明地提出，“通俗文学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文学艺术作品要“注意趣味性”，要“讲究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关于通俗文学这个学术命题，钱先生一直在思考。《写得通俗些》 只是一个问卷的简单答复，三百十九个字并不能完全呈现先生对通俗文学的看法。钱先生1993年7月28日专门写了长文 《我看通俗文学》，发表于《上海小说》1994年第三期，对“人们轻视、甚至鄙视通俗文学”的原因进行了细致探究，提出“培养和建设一支通俗文学作品的作家队伍，并鼓励和提倡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家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希望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家“在创作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时，加强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二期推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组笔谈，钱先生又写了《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我看通俗文学》，指出“中国的通俗文学的确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多少年来在我们人民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主张恢复闲书，“我有闲再来写，你有闲再来看”，因为“文学本来是要给人愉悦的，要使人的心灵升华”。另外，钱先生与他的弟子殷国明老师作过十六次长谈，其中第十次名为《关于艺术女神与通俗文学——与殷国明对话之十》，着重谈的还是通俗文学。当然钱先生在撰文反对轻视、鄙视通俗文学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应该把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到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同样高的地位，因为“就意义与价值来说，严肃文学、纯文学无疑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准的，无疑也应该是严肃文学、纯文学，而不应该是通俗文学”。
    钱先生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既无能而又懒惰的人”，“平日虽很喜欢读书，但目的只是为了自娱，无意做什么学问，根本不配称为学者”，但我们单从他对通俗文学的若干思考，就可以领略先生的风采、睿智和真诚，就可以感受先生对学术的执著。写这篇小文，作为献礼，迎接先生即将到来的百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