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西方汉学的研究近来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泛泛而论，进入到实质性的研究阶段，更有些学者利用外国人来华所撰写的文献，来补充我们自己史料的不足，更深入地揭示与复原历史的面貌。不过由于国人在外语小语种方面的弱势，大量的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文献还没有人去翻译，甚至懂得的人稍多的法语与西班牙语文献也有相当数量无人问津。至于拉丁文文献，则只有极少数被翻译过来，这是很遗憾的事。不过这个缺陷可以用转译的方式来解决，尽管这有时也许会稍稍削弱原文的意思，但也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对于15－19世纪传教士所写的拉丁语系文献，有许多的英语译本，同时也有小部分的日语译本。所谓转译主要自然是指将英语或日语译本翻译为中文，因为这两门外语在中国最为流行，藉此可以弥补我们自己外语能力的不足。另外如果英、日语译本的译者是专门家的话，他们还往往会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注释，让中译者受益，这就更有利于中文本的转译了。 李天纲这本《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我以为是译得较好的一个范例。原书作者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名字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一样，而姓氏则不同。两人都是意大利老乡，也都是天主教传教士，但前者晚生了130年，他所看到的中国与利玛窦所看到的中国大相径庭。利氏看到的是晚明的衰败与知识分子的活跃，他没有机会在宫廷中生活。马氏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清代的盛世与宫廷的景象，甚至是皇帝的真面目，而较少与知识分子来往。所以马氏的这本《清廷十三年》与利氏的《中国札记》同样值得我们重视，虽然分量小了许多。 马国贤虽然也是天主教传教士，但与利玛窦分属不同的修会。有人一直误会马国贤是耶稣会士，包括权威的一些辞典也不免，其实他属于一个很小的修会——虔劳会。一直到十八世纪，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还弄不清天主教不同修会的区别，以为所有教士都是耶稣会士。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船只不愿意携带传教士去中国，因为怕触怒中国政府当局而影响贸易活动，因此要求想要附船来华的马国贤等人发誓他们不是耶稣会士，碰巧他们真不是耶稣会士，所以毫无困难地发了这个誓。 马国贤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礼仪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所谓礼仪之争并非指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必须三跪九叩首的礼节，而是指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能否照旧举行祭祀祖先与崇奉孔子的问题。利玛窦在晚明传教的时候认为祭祖拜孔并非迷信，与天主教义并不矛盾，教徒依然可以照旧奉行。这个观点使得传教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也博得许多传教士的首肯。但同时也有许多传教士不同意利氏的看法，不但其他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强烈反对，即耶稣会士当中也有不以为然者。于是不同意见不断纷争，既发生在中外之间，也发生在修会之间与传教士之间。这场礼仪之争延续了百年之久，到康熙朝后期达到白热化程度。康熙皇帝既要利用传教士的各种知识技能，如数学天文地理，如音乐绘画医药，因而允许他们传教，但却要他们遵守“利玛窦规矩”，不干涉教徒的祭祖拜孔。如果不遵守这一规矩，就只能走人。罗马教廷起初举棋不定，后来决定不准教徒遵行中国礼仪。这样一来矛盾就闹大了，而且这个矛盾还不仅在于表面上的宗教礼仪问题，而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因此对于这场冲突，西方学者写了盈篇累牍的论文专著。中国学者近年来涉及的也不少，李天纲自己就有一本专著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翻译《清廷十三年》时，就有比别人坚实的知识基础。 马国贤本人是不认同“利玛窦规矩”的，但身在中国宫廷，又不能明白表示自己的观点，自然就要受到心理上的煎熬，我们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清廷十三年》无异是一本礼仪之争的重要参考读物，让我们看到这场冲突的许多细节之处。同时这本书还向西洋人揭开了中国宫廷以及康熙皇帝本人的面纱，使他们在万里之外看到了北京九重宫禁的一些内幕。即使对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某些描写也是中国任何文献——包括起居注与实录——都不会有的。当然对于皇帝床上甚至不用床单之类是否可靠，也还只能作为参考的，但比起许多描写中国宫廷生活的笔记，我以为还是马国贤的靠得住一些。因为中国皇帝不但离老百姓太远，即使与重要大臣也有很大距离，能看到皇帝真面目的人并不多，像《铁齿铜牙纪晓岚》那样君臣像哥们的场面，也只能是电视剧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