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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说到底还是一种跨文化研究，我们的讨论中被忽视的内容还很多。例如，对传教运动的主角传教士我们所知太少，除了个别著名传教士外，通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符号化了。另外，传教运动的兴起首先是为了传教国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一直以来，赴外传教士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许多著名的作家，如19世纪的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马克吐温(Mark Twain)，20世纪的杜恩(Finley Peter Dunne)、克劳宁(A．J．Cronin)、密奇南James Michener)和赫西(John Hersev)等的作品中都曾把传教士作为主题。几年前，金绍尔弗(Barbara King-solver)的《毒漆树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1998)和格利丝汉姆(John Grishams)的《圣经》(The Testament，1999)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两者都是以传教士为主角的，一本是指责传教士的，另一本则为传教士唱赞歌。美国民众对这两本书的热情，说明了那些宗教上满怀激情乃至狂热，通常是备受争议和易被误解的传教士们至今还活跃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因此，了解传教运动对西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是这种研究的应有之义。本书的研究以赫西的长篇小说《召唤：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在华经历》(The Call)为依据，尝试去认识美国民众对传教士的看法。实际上，美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他们认为传教士通常思想沉闷，虔信宗教但生性固执，精明但很少极其聪明。但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宗教热情高涨时，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传教士又成了异国他乡的上帝仆人和英雄。但传教士在美国作家笔下是有各种缺点的普通人，他们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一种牺牲和注定要当烈士的。他们在中国物质生活上甚至要比呆在美国国内还优越一些，但社会环境的巨大反差，使许多传教士仍有被放逐到遥远国度的感觉。美国人还把传教士分为老传教士和新传教士。一般来说，老传教士比较保守，对不平等条约等帝国主义行径有更多的认同，而新传教士则思想开放，对中国人的进步事业有较多的理解和同情。美国作者还认为传教士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悲剧色彩的，新传教士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但这个故乡却没有这样看待这些自作多情的外国人，他们意识到在他们自认的对中国的感情和中国人对他们的评价之间有巨大的反差。他们认为在华传教运动是一个失败。自然，对于这点，费正清、史景迁等与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传教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民间，同时又与美国民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对传教士在中西交往中的角色意义是认识不足的，对传教运动对美国社会影响更欠了解，形成了这个领域中知识的极不对称，这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除了上面的专题研究之外，本书最后还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这一领域的演变及总体的研究现状。总的说来，近2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一些论著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专门研究机构的增多也反映了研究力量的增长。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它还处在中国史学“边缘地区”。这么说，指的是它在当代史学中的处境。其实不光是基督教，整个宗教研究在史学中的地位尚未改变其边缘性的特征。比如很受学术界关注近代中国网，在那么多的栏目中就没有一个近代宗教史研究，一些重要刊物的专题栏目中情况也差不多，在通史教材中还没有整合宗教史的内容。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主流史学界对边缘社会群体的一种认知和疏离。 其实，这段历史的被边缘化，就是在对中国传教运动投人最多的美国一度也同样如此。以致费正清在就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把传教士说成是美国历史上的“隐身人”。但在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2003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站刊出的研究美国在华传教史的基础书目选辑，已经做得相当细致，从目录参考书、通史和断代史研究到传记、小说一应俱全，基本反映了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进展。比较起来，我们的研究中宏观课题多于微观研究，史料来源比较单一和片面，研究领域发展也不够平衡，对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很少关注。因此，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各地的有关档案馆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先后开放。在国家清史编纂计划中，在章开沅先生主持下基督教志的编写已经提上日程，这将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和发展有长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