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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一个流传既广且远的著名提法“文化侵略”应运而生。它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包括史学叙事中，一度就是近代在华基督教事业的恶谥。近年有人对这一提法提出商榷，有的明确认为这是政治口号，不能简单地在学术研究中套用。美国学人也在讨论这一提法，有的认为“文化侵略”在国际关系中是存在的，但强调这种侵略只有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同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美国晚近的论著批评从前只看到“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而忽视中西相遇复杂性导致的“思想与印象的双向交流”。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都疏忽了这一提法的历史性，忘了它首先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然后才能考虑它在学术领域中的工具性作用。我觉得应该返回历史中清理它的源流，希望这一探讨能弥补革命话语研究中长期忽视的一个侧面。梳理这一话语的源流证明了20世纪初，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至19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瞿秋白等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文化侵略”遂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明显受国共两党对外关系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五四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也迫使这些外国在华宗教文化事业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化进程。但这一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一度固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影响和限制了此后柏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需要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革命话语的历史遗产。 19世纪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冲突与摩擦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在本规模留学运动兴起之前，接受以基督教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革命已经使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超过中国，传教活动深受这种优势的影响。他们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要展示这种优势，藉此在人数不相称的这种文化互动中把中国人引向基督。传教士通过为社会忽视的弱势者如被遗弃者、麻风病人、盲人提供服务，展示所有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有获得同情和帮助的权利。传教士也努力促进西医的发展，为男女提供西式教育。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的毕业生，不论是否基督徒，经常成为社会上倾向于改革的群体，在晚清甚至还是变革的倡导者。简言之，近代基督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某种新变化。中国史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尤其在基督教高等教育领域用力甚勤。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也考察了基督教大学的活动，但重点放在基督教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热心于国学研究，但却忽略了燕京、辅仁、金陵、岭南及齐鲁等基督教大学在国学领域的活动。也许是教会大学的西方渊源，很多人只知道它与西方文化有缘，甚至指其为“文化侵略”的工具，至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似乎没什么说得上的关系。但深人研究表明基督教大学不仅开展了国学研究，而且研究得相当出色，证之以胡适在1947年出任北大校长时对教会大学学术研究的高度肯定，就可知教会大学国学研究的势头了。本书首先考订了对基督教大学国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起源，指出了20世纪初年甲骨文和敦煌经卷的发现，刺激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但美国汉学远远落后于法国，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对中国而言，1922年的非基运动之后，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中国知识界，教会大学轻视中国文史常成为众矢之的，迫切希望通过加强国学教育来取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同。因此在霍尔(Hall)基金的基础上双方合作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起支持哈佛和中国基督教大学国学研究的常设机构，在推动双方的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具体研究各个基督教大学的国学研究，尽管都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但差别极大。其中，最成功的当属燕京大学，在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司徒雷登的主持下，燕京聚集的一批著名中外学者，利用教会大学财政稳定、管理有序的条件和哈燕社的资源，对国学研究做出了许多国立大学都难以企及的贡献。但另外一些大学，例如齐鲁大学，大学的人事变动频繁、方针多变，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对发展学术事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合作也颇多摩擦和曲折，国学研究与教育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这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余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