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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探讨都是在研究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触及的都是基督教运动外围的或者说是其附属事业的问题，从这些边缘问题深人下去，真正的基督教史应该是从基督教自身的运动中来发现的。比如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宗教动因和目的，传教者传什么样的宗教信息及怎么传递这些信息的，信徒皈依的原因和结果，宗派差别等都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但这样的研究还刚起步。对19世纪末造成新教严重分歧的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之争，对新教运动中性别研究等更付阙如。特别是基督教运动从西方差会到中国教会的演变，这是世界基督教史上意义深远的跨洋宗教移植的关键问题，但这在中外史学研究中都是非常薄弱的。本书考察的耶稣家庭运动正是针对基督教学术史中的这一缺失展开的，同时也是在社会史意义上关注基督教宗教理念的输人对近代农村社会变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西方新思想纷至沓来，但真正直接以农民为宣讲对象的，也许要算基督教了。流传到农民手里最多的文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圣经》及有关的宣传小册子，而教会的各种事业如学校、医院或其他慈善事业也可能是农民最容易接触到的新鲜事了。这对于想要改变现状的农民客观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太平天国起义是暴力运动的例子，而耶稣家庭则是在基督教乌托邦思想引领下建设理想家园的另一种类型。本书的研究讨论了基督教与乌托邦思想的内在联系，考察了山东泰安马庄的农村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本土民间宗教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美国神召会五旬节主义的宗教经验和千禧年主义，并以神召会既是教会又是一个兼有农场工厂和学校的自给自足的基督教社团为榜样，走上了取消私有财产，取消家庭生活，所有信徒共同劳动生活，生老病死由团体负责的基督教乌托邦主义的道路。从古代托名孔子的“大同”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耶稣家庭把乌托邦思想付诸实践，真正在社会生活中检验了乌托邦思想的魅力和局限。在这里，为什么世俗文化中说到做不到的事，而基督教徒竞能实行几十年，基督教教派思想所提供的思想动力、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值得深思。 然而，在这种个案研究中最值得历史学者尝试分析的，可能是这种团体的领袖人物。按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这是一种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本书研究了耶稣家庭的领袖人物敬奠瀛的宗教思想演变，描述了这种宗教社团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对同一行为或事件给予的神圣性(宗教性)或世俗性的不同解释。前者基于信仰，后者诉诸理性。耶稣家庭这个例子说明宗教信仰者的思想特点是可能穿行于世俗和神圣两个世界之间的，但这种穿行终究是有限度的，在他看来有些宗教体验是永远“神圣”的，他对“罪”和“救赎”的看法到晚年也依然未变。因此，对基督宗教输入后在部分中国人思想和心理上引起的变化，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和丰富。 耶稣家庭因其独特性，曾经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因为史料与视角的缘故，看法每有不同，特别在耶稣家庭最后解体问题上，海外学界常把外因看得过于重要。例如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中，有关作者认为耶稣家庭在1950年代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态度强硬是导致其处境艰难的原因，但事实正好相反，耶稣家庭成员对三自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家庭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解放后社会安定民生改善，在战乱中兴起的这个基督教社团失去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家庭中年轻人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接触外界社会后，对极度封闭的乌托邦体制下的小圈子生活变得不满起来。同时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土地改革后土地减少也难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因此，它无法照旧维持下去是必然的。这正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基督教乌托邦社团一样，基督教理想主义与人的理性选择的内在矛盾是导致所有这些团体或迟或早走向瓦解的根本原因。不过，研究耶稣家庭，不仅要指出这是基督教乌托邦现象在中国处境中的表现，而是要弄清这类团体终究崩溃是否因为它无视人的理性，或者在一个错误的时期试图建立公有团体。我们的研究，部分程度上正是努力探讨这些问题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