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是在研究西洋宗教与中国社会冲突的视野中出场的,因为它特殊的边缘性,一度只有在义和团运动的主题之下,才引申出对基督教的研究。因此,80年代的基督教研究就与当时学界关心的义和团运动诸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本书最早接触的问题是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无疑这场运动的担纲者是农民大众,但农民为什么会提出“扶清灭洋”这样一个反对洋人而拥护朝廷的口号,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有些论点笼统地把这个归之于农民的落后与愚昧,本书的做法是考察山东、直隶等地参与反教会斗争各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认识到直鲁地区的农民提出或者说接受“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冲突中感受到了士绅和官府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有些官绅还直接参与或卷入某些冲突。因此,农民使用“扶清灭洋”的口号,正是这个群体中的地方精英对局势的一种洞察,不仅不是什么愚昧与落后,反倒是长期与洋教较量的农民一种顺理成章的有局限的精明。 80年代后期关于文化的讨论一度众声喧哗。这对基督教研究来说,引起了人们关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时的社会反应。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与文化的载体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无疑,他们所传宗教文化的新异性,带给中国社会各色人等前所未有的震撼。事实是19世纪以来,作为中国文化传统载体的知识分子经常充当了批评、攻击基督教的主角。原因何在?人们通常会用蒋廷黻的基督教是“骑着炮弹到中国”的说法来解释这种冲突。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因为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士大夫就曾经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了。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文化上考察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地反教。结果表明:同样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旧文人基于宋明理学批评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新知识分子基于近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来反对古代西方的宗教文化,更激进的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强化了这种民族性的文化批判,但即便没有这种政治背景,在中国这样有自己高度成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豪感的国度里,一种新宗教的输入必定会面临着与其他的宗教文化争夺追随者的激烈竞争,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一再的文化反弹,正是这种竞争格局的反映,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文化具有的对外来宗教文化审察和磨砺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