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基督教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移。一般而言，人们可以把这个变化概括为从无到有，从中国史学整体来看，这一领域从极度的边缘化逐渐变成了一块新的“边区”，专题研讨会和著作几乎可以追步当年一些史学热点问题的讨论。这种转变不仅包括了方法的转变和研究者背景的转变，也包括了研究主题的转变。从单向度地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扩展到多维度地研究其在文化、社会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从单纯的反洋教叙事转向对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互动的研究，尽管这场互动是在两个人数规模极不相称、社会制度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行的。80年代之后，学界关心的问题不光是以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也注意考察基督教在中国到底进行哪些活动；中国人是怎样对待基督教或西方文化的输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基督徒和教会团体同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总起来说，现代化范式的取向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变了。不同时段中大学培养的研究者，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基督教研究的兴趣，反映了探讨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新氛围，一种新的比较全面地看待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演变的观点正在形成。同时，就像许多史学家认识到的那样，任何历史的撰述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就本书涉及的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分成有时序性的三类，基督教及附着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与融汇是最初的两大端，另外稍晚些的可以归纳为中国基督教自身发展与演进的问题。当然，我还想强调这种研究不是孤立的，它事实上随着中国史学的主潮跌宕起伏，其中相当多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对主流史学界讨论问题的回应。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是在研究西洋宗教与中国社会冲突的视野中出场的，因为它特殊的边缘性，一度只有在义和团运动的主题之下，才引申出对基督教的研究。因此，80年代的基督教研究就与当时学界关心的义和团运动诸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本书最早接触的问题是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无疑这场运动的担纲者是农民大众，但农民为什么会提出“扶清灭洋”这样一个反对洋人而拥护朝廷的口号，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有些论点笼统地把这个归之于农民的落后与愚昧，本书的做法是考察山东、直隶等地参与反教会斗争各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认识到直鲁地区的农民提出或者说接受“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冲突中感受到了士绅和官府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有些官绅还直接参与或卷入某些冲突。因此，农民使用“扶清灭洋”的口号，正是这个群体中的地方精英对局势的一种洞察，不仅不是什么愚昧与落后，反倒是长期与洋教较量的农民一种顺理成章的有局限的精明。 80年代后期关于文化的讨论一度众声喧哗。这对基督教研究来说，引起了人们关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时的社会反应。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与文化的载体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无疑，他们所传宗教文化的新异性，带给中国社会各色人等前所未有的震撼。事实是19世纪以来，作为中国文化传统载体的知识分子经常充当了批评、攻击基督教的主角。原因何在?人们通常会用蒋廷黻的基督教是“骑着炮弹到中国”的说法来解释这种冲突。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因为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士大夫就曾经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了。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文化上考察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地反教。结果表明：同样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旧文人基于宋明理学批评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新知识分子基于近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来反对古代西方的宗教文化，更激进的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强化了这种民族性的文化批判，但即便没有这种政治背景，在中国这样有自己高度成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豪感的国度里，一种新宗教的输入必定会面临着与其他的宗教文化争夺追随者的激烈竞争，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一再的文化反弹，正是这种竞争格局的反映，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文化具有的对外来宗教文化审察和磨砺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