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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所谓民教冲突，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民有不同之民，教有不同之教。以义和团起源的山东来说，“民教之争、积怨难平”曾是地方官吏的共识，但深究起来当时真正为民众与社会痛恨的是一些以德、法为背景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天主教徒，在有限的地方资源的支配和争夺中利用这种有组织的力量“撑洋劲”，因此激起民众的反抗。最后平民百姓也依托民间结社的传统凝聚成有组织的义和拳与之对抗。而英、美背景的新教教会则创办教育医疗等新事业，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和手工业技术，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的需要，在吸收信徒方面小心谨慎，比较少地涉足词讼，因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没有像天主教那样遭到明显的仇视。这也说明在基层社会，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与知识分子关心文化层面的冲突不同，他们更注重宗教团体对周遭社会生活环境的具体影响。 民国之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处境，在五四运动之后倒了过来，在1922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热衷于文化教育与社会活动的新教教会尤其是美国背景的教会与男女青年会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场波及全国许多城市的运动，对中国政治、基督教会，特别是此后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国共两党及其他的一些政治派别都涉身其中，因此，无论时人的评论还是后来的研究，在探讨这一运动时，经常把目光集中在国共两党及几个政治派别身上，很少有人将非基运动与中共刚刚成立、国民党组织涣散，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政局中起着重要作用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忽略这一时期俄共代表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孤立地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非基这样的反基督教反帝运动，有些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共的一些档案逐渐公布，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本书的研究主要基于档案材料，揭示了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共发起并领导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日渐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不切实际的过左的倾向。 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应该是相当深刻的，把反对基督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还一直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上影响的深刻性。但这种情况在红军长征结束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了要集中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与其他西方国家则具备了实行妥协的可能性。在这一前提下，中共对外国教会的方针也逐步变化，一些受“左”倾思想制约的方针和土地革命时期规定的政策开始为新的内容所取代。1936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斯诺的采访时，对西方传教士在新政策下所享有的传教、办学、拥有土地和经营其他事业的权利作了充分的肯定。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共更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出发，制定了调整对教会的土地政策、保护教会财产及保护和尊重外国传教士等方针，表明了对宗教尤其是有西方背景的基督教在认识上的深入。尽管在政策与实践中间仍有许多差距，但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正如她正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也正在摸索如何处理基督教会问题的办法。抗战时期对教会政策的转变为今后成熟的宗教政策提供了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