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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这套丛书的六个集子，并非以宋代的整个学术文化为论题，也不径直宣称以“宋代近世说”为指导原则，但我们仍可看出在研究思路上的传承和嬗变，学术精神上的衔接和对话。比如，浅见洋二的书名即标示出“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副岛一郎在《后记》中叙说他的《唐代中期的货币论》一文写作的潜在学术渊源，即是显例；而体现在他们各篇论证具体问题的论文中的宋史观，则有更多的耐人寻味之处。如果说宫崎市定的宋学论文，论题广泛而偏重于经济、制度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史学走向的话，那么这套六人集却多从文学层面落笔，而又突出“士大夫”即宋代文化的主要创造主体而展开，这在内山精也、浅见洋二、副岛一郎等人的论文中均有着重的表现，而有的书名更明确揭示了“士大夫”或“士人社会”是他们的论述基点。宋代以来，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六朝隋唐的门阀士族，而成为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也是认宋代为“近世”的主要依据之一，而所谓“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对这个特殊阶层之存在的体认。更重要的是，当“内藤命题”从经济史、制度史向思想史、文艺史领域延伸时，“士大夫”作为创造主体的地位就尤其显著。据我所知，1999年3月2l日，日本的宋史研究者曾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名为“宋史研究者所见的中国研究之课题——士大夫、读书人、文人或精英”，会议的主题就是呼唤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研究。自此以后，他们陆续在此课题上结集发表研究成果，如1999年勉诚出版《亚捆亚游学》7号特集《宋代知识人之诸相》、2001年勉诚出版《知识人之诸相——以中国宋代为基点》等。这确实可以说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研究动向。 由于抓住了士大夫社会的特点，以及印刷技术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体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巨大现代性，使内山精也从看似平常的题目中发掘出了丰富而崭新的意蕴。他论王安石《明妃曲》、苏轼“乌台诗案”和“庐山真面目”等文，吸纳融会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理论成果，描述宋代士大夫的心态和审美趋向，读来既感厚重而又兴味盎然。浅见洋二的《距离与想象》一书论题集中，他立足于对中国诗学史的总体把握和对批评术语的特有敏感，从一系列诗学的或与诗学相关的命题中，细致地推考和论证“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令人颇获启迪。所谓“唐宋转型”，实际上从唐中叶起就初显征兆，与中唐枢纽论异名同义。副岛一郎即选取自中唐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段切入论题，对啖助、杜佑、柳宗元至宋初古文家、易学家进行探讨，举证充分，结论平实可据。当然，经济、制度等选题仍然受到学者的注意，尤其是宋代以来成熟的科举制度，对士大夫社会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高津孝就有多篇论文涉及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并有新的创获。保苅佳昭、东英寿两位则专注于作家个案研究，分别以苏轼词和欧阳修古文为论题，曾引起中国同道的瞩目。高津孝、保苅佳昭、东英寿三人都长于史实、文献的考辨，发扬了日本汉学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高津孝对于古文八大家的成立过程的系统梳理，其结论引用率甚高；保苅佳昭对苏轼词的意象分析和编年考证，也显出颇深的文史功底；东英寿对欧阳修文集版本的考察，亦称缜密细致，尤对日本尊为“国宝”的天理图书馆藏本作了迄今所见最为详尽的考评，认定其版本价值居现存欧集诸本之首，殆成定谳。 我和这六位作者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学缘关系，有的相识已达二十年之久。早在1990年，一批年轻的宋代文学研究者就在早稻田大学“宋诗研究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宋代诗文研究会”，自那以来，他们组织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迄今为止，举办了八次专题讨论会，编辑了十二期《橄榄》杂志，完成并出版了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的日译。而这六位作者，都是“宋代诗文研究会”的活跃成员。如今，他们年富春秋，属于日话所谓的“四十代”，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未可限量。祝愿他们精进不止，继续贡献学术精品；同时盼望其它的日本学人来加盟这一宋学研究的群体，共谋学术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