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是本小书，作者魏裴德是个美国人。“歹土”这个词，在英文中是“badlands”，意为“荒地”，联系到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将其翻译成“歹土”也无不可，只不过没有选择中文的已有词汇，而是造了这一个词。笔者寻思半天，没有在中文中寻找到相似的词语可以代替“歹土”，涵盖这本书所描叙的地域和内容，“土匪窝”之类的词汇太过具体，“瘴疠之地”、“化外之地”则太过虚拟。相对于魏裴德浩浩荡荡的清史巨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来说，《上海歹土》是一本小薄册子。所谓小而薄，不仅就书的厚薄而言。 首先，该书描述的“上海歹土”并非“老上海”，更非上海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在更多意义上，它指的并非地域、语言与风俗的集合，而是族群意识的集合，是虚拟的而非实指的)津津乐道的上海租界，而是上海一块非常小的区域。这个“小”既指该区域的占地面积小，也指该区域在上海、上海史以及上海人中所占的心理地位的小。在一定意义上，它有着鲁迅所说的“皮袍下的小”的含义，是上海、上海史以及上海人耻于拿出来见人的那部分：位于上海租界区边缘的沪西，大致为棚户区，江北人(上海的“贱民”阶层)的聚居区。鼎鼎大名而又臭名昭著的苏州河流经该地区。固然，从地理区划上来说，“歹土”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江北人属于上海；但从文化和族群的心理结构来说，这一地域则被上海、上海史以及上海人摈弃在外。魏裴德在《中国歹土》中并没有描述“歹土”的族群构成，因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非他的长处；甚至于，本书的大部分笔墨，描述的重点依旧是租界区——上海史的核心，只不过借用了“歹土”这一名词罢了。 但该书以及“上海歹土”这个词汇，依旧有着它的意义。地方史志是中国史学的固有门类。中国的文化讲究大一统，求同而不能存异，在地方史志的写作上，导致了具体区域和族群的被遮蔽。尤其是最近几年，各地大搞文化建设和文化复古、寻根运动，彰显的都是亭台楼榭、文豪巨贾美人；以族群意识为基础的地域歧视和反歧视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可资炫耀的文化证据也是该地域“光鲜的皮袍”而非“皮袍下面的小”。“上海歹土”地块虽小，却有机地构造了文化和历史概念的“上海”一词。魏裴德着力于这一地块的治安和犯罪机制，分析了这一地块的上层权力机关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沪西这一“歹土”来说，相互对立的两个执法权力机关，工部局的警察局(来自租界)、由日军、伪政府控制的上海警察局沪西分局以及特务组织(来自南区)，皆是“外来户”，而活跃于本书的特务和凶手们，也都来自于上述两个区域。“歹土”延续了上海建城史上的固有斗争，自身却被遮蔽了。 所谓“小而薄”，还体现在这本书描述的时间段和主题上。该书的时间跨度为1937年到1941年，日本攻占上海之后到珍珠港战役、日军占领租界期间，也就是俗称的“孤岛”时期。“孤岛”这个词很耐人寻味(“歹土”这一译名，毫无疑问对应着“孤岛”该词)。在关于那一时期的上海的描述中，“孤岛”和上海几乎同意。然而，从地域上来说，“孤岛”仅仅是上海的一部分。固然这一部分由于是租界区，占据着经济、文化、政治的制高点，但并不足以解释族群意识和文化意识上的这一“以偏概全”。该书主题是“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以具体案例为线索，描述了“孤岛”时期国民党政府操纵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以及日伪军占领当局的“反恐”活动(日伪军当局的“反恐活动”包括两个部分，对案件的侦破活动和“以恐对恐”活动)，以及处于夹缝中的租界当局保持自己的治安权的努力。在上海警察与治安权主题上，该书是作者的另一本书《上海警察》的横切面；而在恐怖活动与中国特务组织这一主题上，该书则是作者的名著《间谍王》的一个点。将这三本书放在一起阅读，大致可以看出魏斐德最近10年用力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警察结构和特务组织的成果。 对于魏裴德以及其他国外汉学家，国内许多学者最近几年私下言语间多有诟病，焦点则在于他们是否有学问，大致意思相当于，经史子集均没读过怎么能够研究汉学。这实在是一个可笑的指责。魏裴德等人的长处和特色，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否无关，而是在于治史角度(多是截取“不登大雅之堂”的切面，用尽功夫，以小见大——而在中国，所谓史学，还是没有离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王败寇的窠臼)、写史模式(魏斐德、史景迁诸人倡导“叙事史学”，强调写史的方法，把学术著作写得花团锦簇——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史学老祖宗司马迁的方法)、史料运用(魏裴德本书史料的主体，就是“孤岛”期间的工部局警务处政治部档案——国内学界同样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但对史料的定义和使用实际上很不同。档案、地方志书乃至小说诗歌等新史料，固然被史家引用，却只能充当边角，占据主体的还是传统史料)。因而，向大众推荐魏裴德、史景迁等人的著作，有其意义所在：原来，历史可以研究这些题目、历史可以这么写、历史可以这么好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