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套《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学者的论文集所组成，他们是(依姓氏笔划排列)：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东英寿《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保苅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他们的论文大都从“宋学”、尤其侧重于宋代文学方面展开，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为切近的学术动态，值得向我国学界同道译介推荐。“宋学”在我国经学史上原是与“汉学”相对举的学术概念，简言之，即是指区别于考据之学的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云：清初经学“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就是一场学术纷争夹杂门户之见的有名论争。现代学者则把此语用作中国思想史上宋代“新儒家学派”的总称。邓广铭《略谈宋学》一文即“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而“理学”仅是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与“宋学”不能等同(《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64-165页)。而陈寅恪则从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角度立论，将它视作宋代学术文化的同义语。他在论述“新宋学”时指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这里的“新宋学”明确包括“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各种领域，而“新宋学”之于“宋学”，只是学术观念的更迭出新，两者的涵盖面应是相同的，均指宋代整个学术文化。 “宋学”的上述三个界定，分别指向特定的对象和领域，各具学术内涵和意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这套丛书命名中所说的“宋学”，乃采用第三个界定，即指宋代整个学术文化。学术研究本来就有综合与分析或曰宏观与微观的不同方法和视角，尤重在两者内在的结合与统一，力求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获得宏通的科学认识。研究宋代学术的每一个部类，总离不开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与把握。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构成中的每一个部类不能不受制于整体发展变化的状况，各个部类之间又不能不产生无法分割的种种关联。而说到对宋代社会的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又不能不提到八十多年前蜚声学界的“宋代近世说”的旧命题，对这个旧命题的系统检验和反思，对其含而未发的意蕴的探求，需要我们把这个老题目继续做深做透。这对宋代学术研究格局的拓展和深化，似乎还没有失去它的价值。 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构想了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观。根据他在大正九年(1920)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二回讲义笔记修订而成的《中国近世史》，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的近世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自来都是按朝代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未必正确。从史学角度来看，所谓近世，不是单纯地指年数上与当代相近而言，而必须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他正确指出历史分期中的“近世”不能照搬王朝序列，也不能单纯按照距离当前的较“近”的年数计算，而应抓住“近世的内容”。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就是其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所列出的八个子目：“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这八种变化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全社会结构性的整体变动(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亦可参见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译文有小异)。 嗣后，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这两篇论文，被宫崎市定断为构成内藤史学中宋代近世说的“基础”性作品。前文发表于《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22年5月)，对他的宋代观做了一次集中而概括的表述，指出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后文发表于《支那》(1928年l0月)，着重论述宋代以后的文化逐渐摆脱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达到极高的程度，因而直至清代末期中国文化维持着与欧美相比毫不逊色的水平(参见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第九“五代宋初”，岩波书店199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