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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氏的这一重要观点，曾受到当时东京学派的质疑与驳难，但争论的结果，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大转折”，虽然依然否定宋代近世说。然而在日本史学界中，内藤氏的观点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影响深巨。尤其是他的门生宫崎市定(1901-1995)的有力支持。宫崎氏原先对这一观点也抱有怀疑，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转而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证成师说，从多个学术专题上展开深入而具体的论证，成为乃师学说的“护法神”。他在1965年10月发表的《内藤湖南与支那学》一文(《中央公论》第936期，收入宫崎市定着《亚洲史研究》第五卷，同朋舍)指出，“(内藤)湖南留给后代的最大的影响是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区分论”，以往日本学者也有把宋代以后视为“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是湖南则完全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全部的各种现象，尤其是社会构成和文化由唐到宋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一事实”，从而确认“宋代以后为近世”的这一判断。作为建树了杰出业迹的宋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明确宣称：“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这一学说为“基础”而展开的。他首先注意经济、财政、科技等问题，认为“宋代近世说的依据在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古代交换经济从迄于前代的中世性的停滞之中冒了出来，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复活”。并进而指出宋代已由“武力国家”转变为“财政国家”，财力成为“国家的根干”，甚至涌现出新型的“财政官僚”(均引自《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第九“五代宋初”)。宫崎氏的宋史研究范围广泛，内涵丰富，举凡政治史(《北宋史概说》、《南宋政治史概说》)、制度史(《以胥吏的陪备为中心--中国官吏生活的一个侧面》、《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及其特色》、《宋代官制序说》)、教育史(《宋代的太学生活》)、思想史(《宋学的论理》)均有涉足，成绩斐然。至于他的《宋代的石碳与铁》、《支那的铁》两文，澄清了“认为中国人本来就缺乏科学才能，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这一“误解”，肯定“宋代所达到的技术革新具有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突出了宋代在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 内藤、宫崎等人的宋代近世说，以唐宋之际“转型论”为核心，又自然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 内藤氏在逐一推阐唐宋之际的种种变革时，衷心肯定其历史首创性，其内在的思想基准是东亚文明本位论，即认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发展程度“非常高”，比欧美文化高出一筹，而这个中国文化主要即是自宋至清的中国近世文化。宫崎市定的观点就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了。他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原载于《史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1940年10月、第二十六卷第一号1941年2月。后收入《亚洲史研究》第二卷，《宫崎市定全集》十九卷)，首次提出了“宋代文艺复兴说”；而《宋元的文化世界第一》一文(原载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宋元的美术》1980年7月，收入《宫崎市定全集》十三卷)，文章的题目已犹如黄钟之音、警世之帜。他写道：“宋无遗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稀有的伟大的时代，是民族主义极度昂扬的时代。代之以军事上的萎靡不振，中国人民的意气全部倾注于经济、文化之上，并加以发扬，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对宋代文化的推重，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真是无以复加了。 内藤氏的唐宋转型论确认宋代进入近世，君主独裁政治形成并趋于成熟，平民地位有所提高；还进一步确认，这一历史趋势的持续发展，必然走向清末以后“共和制”的道路。这就把宋代和当下(清末民初)连贯起来作历史考察。宫崎市定继续发挥这一“千年一脉论”：“据湖南的观点，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国的新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变化。由于宋代文化如此的发展，因而把宋代后的时期命名为近世。……认为宋代文化持续到现代中国，是他的时代区分论的一大特点”。这里既指明宋代社会与清末当下社会的内在延续性，也为“近世”说提供时间限定的根据(《内藤湖南与支那学》)。 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以唐宋转型或曰变革为核心内容，从横向上突出宋代文化或文明的高度成就，从纵向上追寻当下社会的历史渊源，体现了对历史首创性的尊重，对历史承续性的观察，体现了东方文化本位的思想立场，构成了完整的宋史观。 当我们把目光从东瀛转向本土的学术界，就会饶有兴趣地发现一种桴鼓相应、异口同声的景象。我国一大批硕儒耆宿相继发表众多论说，与内藤氏竟然惊人一致。他们中有的与内藤其人其书容有学术因缘，而绝大多数学者却尚无法指证受其影响，这种一致性更加使人惊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