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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转型论”。陈寅恪于1954年发表《论韩愈》一文，认为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即“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他虽未涉及“上古”、“中世”、“近世”之类西方现代史学的分期名词，但这个确认此时为新旧转型的大判断，是不容他人置疑的。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有言：“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柳诣征《中国文化史》第十六章即题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认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宋代近世说”在这两位史家笔下，已经呼之欲出。胡适作为现代学术开风气的人物，就直截了当用崭新语言宣称：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是“现代阶段”或“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胡适口述自传》第295页，华文出版社1989年)。这裹的“现代阶段”实与内藤氏的“近代阶段”含义相通，“文艺复兴阶段”则与宫崎氏用语完全一致。至于“革新世纪”更是踵事增华，近乎标榜之语了。 视宋代文化为中国历史之最，这一观点在中国史学界也成常识。表述突出、颇显恢宏气度的是陈寅恪为邓广铭著作所作的序和邓氏的一篇史学论文。陈寅恪作于1943年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邓广铭在1986年写的《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宣告：“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氏还只说道宋文化是“空前”，邓氏更加上“绝后”，推崇可谓备至。比较而言，王国维显得颇为谨慎，他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70页，上海书店1983年)他肯定两宋文明前超汉唐，后胜元明，清代略而不论，当有深意存焉。胡适于1920年与诸桥辙次的笔谈中，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宋代承唐代之后，其时印度思想已过'输入'之时期，而入于'自己创造'之时期”，“当此之时，儒学吸收佛道二教之贡献，以成中兴之业，故开一灿烂之时代。”(见《东瀛遗墨》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至于研究宋代和当下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与内藤氏有过直接交往的严复，面对民国初年纷争频仍、国势不宁的局势，也从历史资源中探寻救治之道。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致熊纯如函》，《学衡杂志》第13期)钱穆在致一位历史学家的信函中，也同样强调宋代研究对于当下现实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应注重近千年来在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上的种种联结点。 简略梳理中日学术史上“内藤命题”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到这个命题获得范围深广的响应，吸引众多一流学者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形成一场集体的对话，丰富了命题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蕴藏无数学术生长点、富有学术生命力的课题。这首先由于内藤氏“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凭借“从外部引入的理论”来套中国史实；同时又能“把中国史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避免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谷川道雄《致中国读者》，见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谷川氏的这一概括，准确地抓住了“内藤命题”所包含的学术方法论上的两大精神实质。 其次是命题的开放性。欧美史学界把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就是说其真理性尚待验证、补充，并非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更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指导原则”。事实上，内藤氏提出此说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述说，大都是基于他们深厚中国史学功底的大判断、大概括，还未及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宫崎氏是个例外)。而“上古、中世、近世”的这套西方史学分期方法如何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划清界线；宋代文化顶峰论能否成立，是否应有限定；宋代和清末民初社会之间千年一脉的历史纽带，也需作出有理有据的揭示，这些都有待后人的继续探讨。 然而，我们重提“内藤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为了求证“宋代近世说”的正确与否，其个别结论和具体分析能否成立，而主要着眼于学科建设的推进与发展。一门成熟的学科，既要有个案的细部描述与辨析，更需要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其中应蕴含有一种贯穿融会的学理建构，即通常所说的对规律性的探索。由于对“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学风的厌恶，“规律性”、“宏观研究”的名声不佳，甚至引起根本性的怀疑。但不能设想，单靠一个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就能提升一门学科的整体水平。网举纔能目张，“内藤命题”关心宋代社会的历史定位，关心其时代特质，关心社会各个领域的新质变化等等，就为宋代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