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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高祖李渊和唐睿宗李旦的建储问题。 唐睿宗即位后，要立太子。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本应先选，而第三子平王李隆基诛除韦后乱政，中兴唐室有大功，究竟立谁好呢，睿宗犹豫不决。由于李成器主动提出让贤，才立了李隆基，成就了后来的“开元之治”。对此《直解》说：“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以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卷17）张居正是主张太平时建储以长，非常时建储以功，谁有功就应立谁为太子，把皇位传给他。李世民有功，继位后成就了“贞观之治”。李隆基有功，继位后成就了“开元之治”。李旦的英明之处在于主动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也保全了李成器；李渊的错误是不能舍弃长子建成，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这是古代拘泥于立长的重大历史教训。 （3）关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欲用王安石，群臣反对，神宗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直解》对此解释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卷26）认为一种制度，时间长了，自然要产生许多弊病，必须改革。神宗时，宋代的国势也急需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都是对的，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王安石操之过急，没有从当时的人情风土出发，逐步实施，使天下得到变法的好处后再逐步推广，而是急于求成，想一蹴而至，又不能容纳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性格过于偏执，导致了任用非人，使朝政日益混乱。张居正以一个政治家的经验来评论王安石，有他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是比较公允的。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也由于他能借鉴于这种历史经验。 （4）崇尚法治。 张居正是明末的改革家，很崇尚法治。他针对明朝后期制度废弛，纪纲不振的情况，主张以法治国，治国从严。 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崔寔撰《政论》一文曾说：“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认为汉宣帝治国以严，取得的效果，比汉文帝还要好。汉元帝多行宽政，是汉朝衰败的原因。对此《直解》解释说：“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警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卷12）在此张居正把自己在隆庆二年（1568）提出的改革主张“综核名实，责任考成”也加在了崔寔的头上。可见他是主张以严治国的。 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随刘备入蜀，法制较严，法正曾提出反对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回答说：“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卷12）对此《直解》解释说：“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事务知政体者。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佥亡其身，而人心无不服，真可为万世相天下者之法矣。”他认为治国就要像诸葛亮以法治蜀那样，法虽然很严，但执法很明，故人人畏服而无怨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