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学之于诗、赋等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是两汉《诗》学史和文学史上值得深入查考的重要问题，但由于文献的缺失，迄今所作研讨仍存在薄弱的环节。《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以及《汉赋的困厄与解脱》等几篇，都试图就此加以探索，力图从细微处辨清事实，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思考。三文的初稿，曾分别在第三届、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首届国际赋学术讨论会”上作过发言，有过一些讨论，也听取到一些意见和建议。《汉赋中所见〈老〉〈庄〉史料述略》一文的撰写，係受《道家文化研究》主编的邀约，是从文学文献中发掘思想史资料的一点尝试。由于认识有点拘谨，文中对于汉代有关《老》《庄》史料的辑录，应该说只是初步的，还比较简略，增之补之尚有不少可做的工作。 《〈史记〉称〈诗〉平议》原是为参加“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初始的打算，是想以《史记》与《汉书》作对比，通过两者“称《诗》”之共同点和相異点，说明司马迁与班固之彼此不同的《诗》学观，并显示东、西汉之间尊《诗》风气的演化；後来，有关《史记》的部分已经写得太长，不得已改变了原先的设想，成为现在的样子。由于全文较长，“中国《诗经》学会”编纂论文集时，只刊载了第一部分(论武帝前後治《诗》的趋于官学化)、第二部分(论司马迁称《诗》的文献价值与太史公的经学倾向)，而第三部分(论《史记》称《诗》的文学意义与文化精神)则以独立的形式另作发表。此次整理，对第三部分作了较多文字的修改。又，《〈史记〉引〈诗〉综录》一篇，编制于论文写作的资料准备阶段，附载于此，聊供参酌。 1982年起，本校文史哲研究所主编了一部六卷本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已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承乏先后撰写了“贾谊”、“欧阳修”两个评传(分别载于第一卷、第三卷)。限于全书体例的统一要求，关于贾谊思想的複杂方面及其历史意义，儘管一度有过较多的思考，最後在“评传”中却不得不作了很大的删略。《关于〈贾长沙集〉(并〈新书〉)》是在写作“贾谊”评传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撰成的一篇札记式文字，现也收入本书。 关于“舜耕历山”史实的认定以及关于范蠡其人的钩沉，都曾是山东地方文化史研究中的一时议论较多的话题，组织过专门会议的讨论。《“舜耕历山”的一些查考》与《略谈范蠡及其有关文献记载》是在讨论发言后补充、写定的。“舜耕历山”与“范蠡归鲁”，均係尘封已久的历史故实，典籍有缺、本事难考是显而易见的；但唯其如此，此类问题的探讨也许更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更要求准确、有分寸的文献分析。这是在两篇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用以自勉的。 《重读〈汉文学史纲要〉》是为“山东省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准备的发言，写于1981年夏。当时，“文革”虽已成为过去，而思想、学术上的“拨乱反正”还在进行，这使得本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此次结集，未作任何修改，保存了文章的原貌。“文革”以前，曾随晋生(高亨先生)师研习《周易》，兼及《太玄》。高师解《易》，走的是“以朴释玄”的路子，《太玄》的研治，亦明显带有这样的特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撰写《太玄经释义》付出过较多的精力，存下一批初稿和札记。1989年和1990年，曾经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过两个部分(约计两万字)，受到学界同行的注意。考虑到已发表的部分存在的疏误较多，而眼见的未来又很难有出版“释义”全本的保证，因将包括上述七篇在内的成稿共二十八篇，统一修订、加工，一总收列于此，统希得到指正。 《〈古字通假会典〉前言》初撰于1982年，今将此篇收入本书，一方面是考虑到对于古字通假的现象的认识与判断，显然是两汉(及其以前)文献阅读和整理的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一个常见问题，而迄今学界对于“通假”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还存在歧异，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另一方面则因为，“会典”一书的整理前后历时八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我珍惜约二十年前个人的这段为学经历。 近二十多年来，山东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受到较多的重视，而其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出版了一部二十二巨册、一千馀万字的《齐文化丛书》(1997年6月齐鲁书社出版)。本书中所收三篇有关“齐文化”的文章，或为座谈会上的发言，或为专题研讨的笔谈，都是写成于“丛书”发行前后，而问题审视的着眼点，大体主要在于齐文化的文献处理方面，管窥蠡测而已。 《我与先秦两汉文史研究》(原题“我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1999年应《学林春秋》编者的约稿写成，是对自己成长道路和治学得失的一些回顾与反思。于今转瞬又是六年，似乎还可以续写些什么，却一时提不起兴致，不再饶舌了。 最后，谨向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负责同志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建议和一再督促，也许这本小书的编纂是根本不会成为现实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