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子春秋》是诸多的先秦子书中不很显眼的一部，在思想学术或资料文献角度上，并没有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不像庄、老、墨、儒那样炫人眼目。但是，如若我们能默静地走近这部二千年前就已存在的卷册，不存先见地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部不平常的书。在它身上的确闪烁着唯有先秦时代，特别是战国那段时期所特有的率真的华采。最早著录《晏子春秋》(亦称《晏子》)的古代典籍，是东汉班固所编撰的《汉书·艺文志》。班固把《晏子春秋》列入“子书部”中，奉为“儒家者流”的首篇，并认为就是晏婴本人所撰。在更早些时候，西汉司马迁也阅读过《晏子春秋》，并为之佩服到恨不得“为之执鞭”。司马迁是个有主见的史家，在他所撰的《史记》中，把这个“粟乃实廪，豆不掩肩”，“俭节力行”的晏婴和那个同为齐国重臣，却曾为“孔子小之”，而且“富拟于公室”，有“三归”、“树塞”、“反坫”之污名的管仲同列一传，据其自述，是因为“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史记·管晏列传》)。到了中唐时，也许是出于某种卫道的心理，大文人柳宗元指斥司马迁“莫知其(指《晏子春秋》)所以为书”，指出《晏子春秋》非晏子本人所作，并断言该书是“非儒、明鬼”又“非孔子”的墨家之徒编撰的，还对刘向刘歆、班彪班固父子录之于“儒家”，表示不满。从此揭起了对《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乃至思想归属诸问题的争议。后人更有以《晏子春秋》可能早已佚失为由，断言今日流传在世的《晏子春秋》是“六朝人好作伪者”所仿作的伪书。 其实，晏婴本人非《晏子春秋》的撰人，不待柳宗元倡言就可以认定。因为，《晏子春秋》的末后篇章已经述及晏子将死、以及死后的事件。至于六朝伪作之说，当1972年山东临沂一号汉墓竹简《晏子》的出土，也就不攻自破了。现在学术界的一般共识是：《晏子春秋》当是撰成于战国期间，撰人应是齐人或久居齐地的人。 至于《晏子春秋》为何在著录初期，会被阑入“儒家之流”的问题，那也是事出有因的。晏婴与孔丘同时而稍早。当时，正是各诸侯国政治权力下移，大夫左右国政的时期：鲁国出现“三桓”擅政，甚至大夫家臣弄权；齐国也是国君衰靡，而觊觎政权的田氏势力日益强盛。在这政治体制将发生遽变的时刻，孔丘固持以“礼乐”为拯时治国的不易之计，是众所周知的；而作为奴隶制大国的救弱之相，晏婴在议政为政时也同样不可能放弃“礼乐”这个根本。难怪古人会暂时忘却，晏、孔两人在世之时，尚未有“儒家”这个称谓的事实，匆匆地把《晏子春秋》阑入“儒家之流”。不过，虽然看起来孔丘和晏婴都讲“礼乐”，而实际上一个是出自内心的对“礼乐”的向往和信仰，一个则是出于应付时艰的手段；一旦事走极端时，晏婴就会转向“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的迂曲方式，不过其底线是“以民为本”(见《晏子春秋》卷四叔向问处世其行正曲第二十一)。晏婴曾说过：“意(道德)莫高于乐民，行(行为)莫大于乐民。”这种思想，恐怕可以称作战国时代才始流行的民本思想的滥觞，与口口声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观念，相去实在太远了。在“独尊儒说，罢黜百家”气氛下的后来儒者，急急乎要与晏婴这样的人、这样的意念划清畛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很少有子书像《晏子春秋》那样，其主体人物会与圣人孔丘有如此多的纠葛，就如很少有史书像《史记》那样，如此直述圣人孔丘的行为与当时家臣反对大夫的“叛乱”有关(《史记》记公山不狃据费邑逐季氏，佛肸据中牟拒赵氏，都曾派人邀请孔丘，而孔丘都曾有赴请的念头)。当然，《晏子春秋》的作者，没有史家那样的胸怀气魄和权限手段。司马迁可以依据自己的史观，为陈涉、项羽立本纪，归入帝王的行列，也可以为后来被尊为“素王”的孔丘立“世家”，归入上低于帝王，下则高于大夫的诸侯行列。没有什么名头的《晏子春秋》的作者，说来也在写历史，写的是齐国贤相晏婴的历史(那时被泛称为“春秋”)，而实际上只是一小篇一小篇地记录晏婴在相位上时，对其所奉侍的三个国君(顺序为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进行劝谏、议论时的一些言行观点。更有甚者，作者自己并不专擅对这些言行观点加以定评，往往要借助于君子、孔丘、墨翟之口来下判断。尽管如此，《晏子春秋》中的“长不满六尺”的晏婴，竟然与当时就有圣名的鲁国强力人物孔丘(孔丘曾为鲁中都宰和大司寇)发生“碰撞”，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