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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两国在有周一代，是各擅其长的大国。齐是太公吕尚之子丁公的封国，鲁是周公嗣子伯禽的采邑；而后齐国一直是东方强国，桓公称霸，其政治影响为他国所无法比拟，鲁国则承周公之惠泽，为礼乐传承之邦，在文化上也是别国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可是，到了春秋末叶，两国都露出衰败相来。齐国经历孝、昭、懿、惠、顷五代，在位者骄奢淫逸，国势日窘，渐渐只能自保，无力影响诸侯事务；到庄公时，大夫崔氏乱政，连国君也轻易被杀；景公即位，外来大夫田氏与国君公族争夺民心，已昭然于世，齐国正处危机四伏，国势飘摇的局面中。鲁国的情况也与齐国相差无几：公室衰微，大夫擅政，三桓僭越，致使一心维持西周“礼乐”的孔丘，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来。然而，这一对命运相似的邻国，为各自的利益所驱，矛盾不断，时有纷争，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就以公元前562年(周灵王十年，鲁襄公十五年，齐灵公十五年)鲁国三桓(时为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瓜分鲁公室三军开始，到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孔丘任鲁国礼相为止，这六十年里，两国交手总有十余次之多，兹列大事如下： 前557年，齐攻鲁北鄙。 前556年，齐攻鲁北鄙，邾攻鲁南鄙以助齐。 前555年，齐又攻鲁北鄙，晋助鲁围齐都。 前554年，齐灵公死，崔杼立庄公，齐晋言和。 前552年，时鲁国多“盗”，齐庄公为勇爵，厚待勇士。 前551年，孔丘生。 前548年，崔杼杀庄公，晏婴哭庄公尸，齐景公立。 前545年，齐、陈、蔡、北燕、杞、胡、白狄之君会盟约定朝晋；鲁、宋、陈、郑、许之君会盟约定朝楚。 前532年，齐世卿陈、鲍二氏攻栾、高，栾施、高彊奔鲁。 前518年，鲁昭公伐季氏，叔孙氏、孟孙氏救季氏，昭公败奔齐。 前516年，齐攻鲁，取郓，使鲁昭公居之。孔丘初至齐，学韶乐，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 前503年，齐以郓、阳关(今山东泰安西南)二邑还鲁，季氏家臣阳虎居之，以专鲁政。 前502年，鲁侵齐，不得所ND737。齐侵鲁西鄙，晋救鲁，时齐师已去。是年，阳虎欲叛黜三桓，失败，奔阳城。 前501年，鲁攻阳关，阳虎奔齐，为齐景公所囚，又逃晋依赵氏。是年孔丘为中都宰，晏婴辞老不晚于是年。 前500年，齐与鲁和，两国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南)，孔丘为鲁礼相，劝鲁定公带左右司马赴会。会上齐人奏“四方之乐”，“旍旄羽矛戟剑拨鼓噪而至”，为孔丘所制止。是年，晏婴死。 有如此邦交记录的齐鲁两个邻国，双方的精英及其代表人物，对对手的一言一行的深切注视，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个道理古今皆然。而既然大家都是以“礼乐”来维护其理想或者其所效力的家国，那末有时对方的某些颇合自己脾胃的言行，表示一下赞赏，也可能是由衷的。或有机缘，看到对方有失误，或稍不利于自己，则不失时机地公然给对方一下打击，那又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倒是真的有失历史感了。所以，《晏子春秋》中会有一些“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的颇似墨家风味的言行。有如此内容的《晏子春秋》，竟然被列入“儒家者流”，确实是令人尴尬。 《晏子春秋》还记载过一则性情之变的轶事：齐景公是一个享乐至上、草菅人命的荒唐国君。但这不妨碍他对妻妾的痴迷爱恋。当爱妾婴子死去时，他哀伤之极，三日不进食，固守在妾尸旁，简直不知道爱妾已经死去，当然也忘却为君的诸多责职。此时，晏婴不动声色地诓称有术士和医者要来为婴子看病，景公大喜而起。晏婴趁机请求景公到别处去沐浴饮食，同时匆匆命人装殓死者入棺，事毕才告诉景公。景公发了一通怒气之后，晏婴才以古之圣王“畜私不伤行，敛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来勉励景公去处理国事。晏婴这样的做法，就是孔丘责备齐桓公和管仲的所谓“谲”。如此一来，晏婴自是难逃“君子之非”的口诛笔伐。 在这里陈述以上的事情，并不是为了专门究论晏、孔，乃至墨儒的异同优劣。而仅仅企图借此让刚拿起这部《晏子春秋》的读者，能约略领会那个诸子盛行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自由交往、相互磋切而又不致相互戕伤的情况；“孔子”也好，“墨子”也好，“晏子”也好，都能以其本来面目，裸然相见，互为“非议”。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子们只会在各自的特定位置上作出真实的不由自主的反应来。这一点，恰恰是向现代读者推出这样一本读物的理由。再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子书译注，而只是一般的简注直译，让读者足以拿来了解、走近那个孕育这部子书的背景和在这部子书中出现过的人物，从而得到阅读本书所能带来的快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