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两代官》《底层官员》《如履薄冰》《地下党》等；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市级领导》《多来米骨牌》《我不认识你》等。所作小说多为各选刊、选本选载。曾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中短篇小说奖项。有数篇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相较其他写官员的小说作者，杨少衡更擅长于形象表达，故事里的人物往往具有“好性格”。对于“官场小说”的标签，他一再表示这个标签使用不当，拒绝接受，可惜无能为力。杨少衡吐露，自己有一部长篇小说《台风季》，以一起台风灾害串起四位不同基层官员的命运故事，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这是值得读者所期待的，细心的读者肯定会有新感觉。
    
    
    □本期对谈嘉宾 杨少衡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张陵 青年报记者 陈元喜
    1 我也曾是底层官员，熟悉他们犹如熟悉自己，这段经历既是财富也是局限。
    张陵：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中，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而且这种重要性越来越突现。不久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开了个讲座，和你的粉丝讨论了你的《秘书长》《珠穆朗玛营地》《尼古丁》《林老板的枪》《党校同学》《俄罗斯套娃》《胆小如鼠》《底层官员》《多来米骨牌》等作品，你认为这些读者一直欣赏你的作品的动力是什么？这些作品里你个人最喜欢哪一部？
    杨少衡：多年以来，张陵兄对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且看重，能跟你在《新青年》对话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不能自视过高，只敢自认是一种存在。前些时候我随一个作家团组到外地采风，走来走去感觉很轻松，当地领导、文化官员以及碰到的作者都挺好客，彼此“久仰久仰”，其实互相并不知道，让我这种不擅长社交者无须多费心。不巧还是未曾逃脱，有位中途插进来的陌生朋友在饭桌上把我逮住，问起我刚发表的一部中篇，我意外发觉他读得及时且认真，一打听，原来是个基层官员，乡镇干部，爱读书，业余写作。我感觉我作品的读者中有不少人与之相似，他们有一定阅历，对我写的那个生活侧面有一定了解，也希望能更深入了解与思考。这应当是他们读我作品的一个动力，也是我希望在作品里提供给他们的。在你提到的上述作品里，我个人比较喜欢《党校同学》与《珠穆朗玛营地》，前者是长篇，容有较多个人生活体验，人物似乎比较丰满。后者是中篇，里边的男女两位主人公都让我比较偏爱，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过程亦属亲身经历，感受特别深。
    陈元喜：你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写官员与官场生活的，而且把官员的形象写得入木三分，把官员个人命运与百姓命运以及国家命运结合得非常好。据了解，你也曾在党政机关里工作过，你深刻了解这个群体或者说这个社会侧面，是否与你的这段工作经历有关？
    杨少衡：确如你所说，我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读初中时下乡当知青，做过乡村小学教员，1977年进机关工作，在县、乡和市直机关一共干了25年，2002年调到福建省文联。我在家乡福建漳州市任过八年宣传部副部长，而后又干过近四年的组织部副部长。我在市委组织部时分工管干部，曾因部长离任而两度主持该部工作，前后近一年。期间因换届，直接具体参与处理市管数百处级官员的调整任用事项。这些经历让我对基层官员有较多接触与了解，事实上我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因此熟悉他们犹如熟悉自己，写他们犹如写自己。我感觉自己的经历既是财富，也是局限。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把自己的机关工作经历视为生活的赠与，因而把自己最熟悉的这些人作为表现主体。当然也有局限，我写其他方面的人就常力不从心，写不好，因为了解程度较差。
    2 我曾经一再表示“官场小说”标签使用不当，拒绝接受，可惜无能为力。
    张陵：有人把你的小说和当下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混为一谈，认为你就是一个“官场小说”作家。你觉得自己是官场小说作家吗？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误读？ 读者对你的热捧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杨少衡：记得十年前到贵州贞丰参加小说选刊会议时，与会的上海一位评论家朋友对我说：“别让人说你写的是什么官场小说，给你贴那个标签不合适。”我当然与之同感，曾经一再表示“官场小说”标签使用不当，拒绝接受，可惜无能为力，总是被标以签之。当年有一文学报纸的记者电话采访，让我谈一谈官场小说问题，当时我恰在剧场看京剧《龙凤呈祥》，一看台上演的是刘备孙权故事，便戏称自己在看“官场京戏”。这一说法显然不为人认同，不知为何于小说却通行无阻。以现在对“官场小说”的通常理解，我不认为自己合适置身其间，如此判定应属误读。我注意到网上一些读者在评述我或我的某个作品时，常有“他写得跟那些官场小说都不一样”之说。我感觉这不是说我比谁谁好，只是说彼此不是一回事。或许我得到这些读者认可的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
    张陵：这种定义是我非常担心的，我这种担心首先不是来自读者，而是来自那些握有话语权的评论家——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写“官场”就是“官场小说”。我以为，如果这么认定，你的小说就没有太多价值和意义。你个人认为你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在哪里？
    杨少衡：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把写官员的小说都归为官场小说，显然失之简单化，更多点分析区别，会更有利于引导创作与欣赏。我曾自嘲说要给自己的小说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擅长做理论分析和思辨，我所说的存在理由，或许就是你指出的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我觉得我所作小说来自生活，植根于现实，我的小说人物多为官员，在中国当代生活环境里，这些人居于特殊地位，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突出作用。我试图用自己的小说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一个特殊群体，提供相关了解、认知与思考，为这段历史留下若干小说记录和人物图像，这或许就是我之所以存在并为一些读者所接受的理由。
    陈元喜：评论家对你作品的这种类型化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你小说的文学性，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小说价值被低估的成分存在，起码是没有得到文学领域应该得到的嘉奖和肯定？
    杨少衡：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是高看一眼，鼓励、支持有加，你从不因为“官场小说”标签而将我置于你的慧眼之外，你的批评也直接准确，让我受益极大。有你这样的评论家，我从不觉得自己被低估。我感觉这些年刊物、读者对我的作品还是比较认可，我的中篇小说基本都得到转载，几乎年年进入某个选本，许多读者是通过选刊选本认识我的。我的作品在《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都得过奖，给我鼓励莫大。我这个人个性比较温和，也有自知之明。我感觉文学奖项的评委难处很大，毕竟僧多粥少，“官场小说”之嫌确实容易让人犯嘀咕，尽管他们可能喜欢读这个小说，把票投给它还得三思。我对得奖的态度一向是随遇而安，有的话很高兴，没有的话也理解，听凭运气，无须费劲。这当然不算积极，不利争取，却适合我。特别是年龄日长，在这方面越发想得开，努力把小说写好才是最重要的。
    张陵：在我看来，“官场小说”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内涵的。当前流行的“官场小说”很多，读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在思想文化上与旧时代那种所谓的官场小说一脉相承，甚至是那种小说的当代翻版。这种小说以一种腐朽封建的官场文化为基调，热衷描写和把玩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把各种关系处理成尔虞我诈，玩阴谋、玩权术的黑暗肮脏的名利场。这种小说不仅歪曲了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而且使那种腐朽道德和人际关系重新流行，在文化上非常有害。你是如何看待当下的官场与官场文学的？
    杨少衡：“官场小说”确实有其特定内涵，可以比较一下“职场小说”，后者显得中性，而前者则
    带贬义，让人联想你说的那些腐朽文化。我自己是从所谓“官场”走出来的，我对这个场合的认识比别人可能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多面些。当年我在机关工作，我遇到的顶头上司，基本都是公认的好人。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与缺失。以我亲身体验，你说的那种封建官场文化等问题在时下官场确实不同程度存在，以此推及全部则失之片面。我从事写作较早，1979年就发表小说，但是前期基本不写官员，直到后来看了一些写机关写官员的小说，觉得不尽如此，心有不服，才决定也来一写，当时我曾自嘲要“以正视听”。只是没想到日后自己竟也给收编进入“官场小说”的队列之中。
    张陵：你小说的立意不是宣扬这种腐败的思想和文化，而是在一种严峻的现实生态里，寻找一种价值的正能量，寻找一种前进的力量，一种新的道德，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智慧，寻找一种能够和人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先进文化。你这种长远的眼光与建设性的文学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杨少衡：你提到的这些是我追求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值得我这样的作家去不懈探索。由于我所受的教育，长期的工作经历，形成的观念应当说已经相当稳固，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认知，以及对自己为什么且能够做些什么已经有了一定之见。这些看法会通过作品表达出来。我一直还是较擅长于形象表达，未曾很好梳理、理性概括自己的创作理念。直观而言，我倾向于表现一种所谓“好性格”，希望笔下人物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至少要有自己“喜欢”的侧面。这都是我自己的说法，缺乏理论色彩。我感觉较之一些作家，我的眼光可能更成熟稳定，更多的从建设性角度考虑，这也是自己观念偏于传统使然。
    3 文学家笔下有理想化的形象，对现实不无益处，它提供了一种价值认知。
    张陵：你笔下的生活，都是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达、社会财富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正是这样，这个地区的政治生态，道德环境，人际关系就空前复杂，矛盾冲突也特别剧烈突出。你小说的思想重心，就是深入考察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怎样破解困局，实现执政为民，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政治理想。这些看似应该是政治家思考的问题，在你的小说里都得到十分深刻的思考，你认为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思考有什么差别吗？文学家的思考对政治生态建设有何意义？
    杨少衡：我小说选择的表现范围比较特殊，各级官员的政治属性，必然要求我有一种政治方面的把握。我试图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这种把握，尽量把人物置于复杂的现实矛盾之中，表现他们的选择与作为，揭示其思想基础与理念。如果说其中较成功的小说能够接近你提到的政治理想与思考，那应当是现实生活中人物本身所具备的，我只是努力让自己的表现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我那些作品原型的素质。我自感思想的深刻性还有待提高，表现尚需更为自觉。我觉得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思考会有不同侧重与区别，政治家现实感更强，文学家则更倾向于理想化。文学家笔下有所理想化的形象，对现实政治不无益处，就好比当年一出表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剧，提供了一种价值认知，有益于政治生态建设。
    张陵：《珠穆朗玛营地》中的办公室主任“连加峰”，从来对领导只会说“是是是，对对对”，是机关里典型的阿谀奉承的“小人”。但在提职的关头，他申请去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当他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俗人有一颗不俗的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你之所以与官场小说作家不同，主要原因是你的着力点不在于“官员”而在于“人”，你是不是想透过官场这样一个环境让人物发生反应，最终直指人性的本质？
    杨少衡：“连加峰”身上有我的影子。我曾在县委办公室当过三年干事，做县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又在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当过五年干事，所做工作与“连加峰”相当，职位则更低。身处特定的工作领域，加之我本人偏老实，“是是是，对对对”便成了常用语。我感觉人的外部表现与他的内心既是统一又会有区别，有的人或许更统一些，有的人则反差大一点。“连加峰”应当是一个反差比较大的，我本人似乎也是，不时有人说我的小说与我本身给人的感觉很不同。我觉得写小说时关注这种反差，有助于让人物凸显出来，不被淹没于他的头衔，就如你说，写出官场环境下的人，表现其人性一面，文学性和价值都会提升。
    4 我的个性决定我不擅长描绘女性，很希望能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有所改变。
    张陵：记得在过去的评论中，我曾说杨少衡不太会写女性。我是想说，对女性人物，你有很出色的勾勒能力，线条很生动，只是作为文学形象，还不够完整。在《珠穆朗玛营地》中的美女警官陈戈，写得很动人，这样的人物，在你的作品里，还非常少，这是基于什么原因考虑的？
    杨少衡：我曾写过若干女性形象，包括女性官员，但是数量远比男性官员少，让人记住并能提起的更少，可见这方面有欠缺。我曾自嘲这是因为女性官员比例远低于男性，例如在县里，通常一套班子里安排一位女性足矣。这当然只是调侃。我确实比较不擅长描绘女性，原因可能在于我不擅长接近、了解她们，与我个性相关。小说的性别取向过于单一，缺乏两性色彩的调剂和情感的互动，这肯定是很不好的。我常庆幸的是，或许因为时下许多作品中男女之情被写得非常充分，读多了难免审美疲劳，因此读者才会容忍我色彩过于单调。我很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变，以补欠缺。
    张陵：《林老板的枪》完全把人物放到了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去打造，文弱的县长徐启维被林老板“拿下”，成了资本家的“马仔”，然而徐启维并没有变成腐败分子，他运用一种独到的执政“智慧”，把林老板给制服了，最终造福了一方百姓。现实生活中，许多干部没有扛住，失掉了底线，可以说，徐县长这个人物的问世，标志着你小说创作思想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我很好奇，你的这些智慧都从哪来的？你有人物原型，还是完全靠着虚构来表达你对这些人物的呼唤？
    杨少衡：《林老板的枪》出自我一位友人的故事，该友人在县里当书记时，与一位私营企业家有过交集，该私企老板财大气粗、个性张扬，传说私藏一支冲锋枪，装在一只麻袋里。友人把他与这位私企老板若干次交锋的故事告诉我，我发觉其处理方式颇具个性特点，有底线有水准也有人情味，我觉得这是个闪光点。我这位友人成了“徐启维”的原型。我的多数小说都是有原型的，我是一个经验型小说家，在原型基础上改造，比较容易找到感觉，强化小说人物的真实感。当然从原型到小说人物，区别也不小，最相通的当是人物的个性与理念。我小说的官员多半属于“能吏”，比较能够成事，哪怕终无好果，依然不负能干之名。应当说这些人有其智慧，否则很难干到那个份上。现实中基层干部里能人很多，用于正道则成事，用于歪道会让人瞠目结舌。我本人谈不上智慧，最多只算好奇心强，为人不错，因此人家愿意把事情告诉我。
    张陵：《蓝筹股》《天堂女友》《俄罗斯套娃》《喀纳斯水怪》《前往东京的关隘》《胆小如鼠》《西风独步》《红布狮子》《黄金圈》《多来米骨牌》《海湾三千亩》《党校同学》《底层官员》部部都很经典，我个人认为《底层官员》应该是你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塑造“智慧”型的人物成了你的主攻方向。如果让你继续从政的话，这些在文学里的理想信念是否可以现实呢？
    杨少衡：我曾经开玩笑，称自己是当不了官，所以才在小说里施展拳脚。我曾感叹如果有更多实际经验，小说可能会写得更生动些，但是一旦真的下去做官，也可能就一路而去，轮不到来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写基层负责官员多，因为感觉基层更直接，更办实事，更有表现价值。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去做一个好的基层官员，贯彻自己在小说里表达的理念，有如你提到的《底层官员》的“刘克服”。只不过命中注定，只好来纸上谈兵。
    5 最新长篇《台风季》将出版，直面四位基层官员的命运悲欢，相信读来会有新感觉。
    陈元喜：你是福建省作协主席，也算是文化单位的官员，你在履行这一职务时，是否把你的这种文学智慧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福建的文学环境一直不错，这与你是否有关系？
    杨少衡：我是从党政机关调入人民团体工作的，这种经历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见识相对多些，行政事务较熟悉。不利的方面是不免“曾经沧海难为水”，闯劲不足。我感觉碰上一个好时候，我在文联工作这十余年没有大风大浪，大环境平稳，小环境也就好办。这段时间我也遇到一些诸如经费、人员方面的困难，建树不多，亦有一些成果，特别是原称弱项的福建小说有所起色，人称“崛起”，这主要归功我省小说作者的努力，我本人也推波助澜起点作用。
    陈元喜：你作品的这种时代的典型性足以在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是以一种“文学新人”的品质在艺术上挺立起来的。这个“文学新人”是想说明一个作家的活力与创造力的，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杨少衡：你在多年前就跟我提到了“文学新人”这一观点，让我思考很多。我想“新人”应当是现实中存在的，却还未被小说家注意过表现过的人物，要有真实的基础，也要有作家的发现。能让自己的小说人物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无疑是我这类小说家的一大心愿，值得我不断为之努力。
    我近年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有一部长篇小说《台风季》，以一起台风灾害串起四位不同基层官员的命运故事，近期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所生活的福建多台风，今年九月间，我在厦门居所迎接两场接踵而至的台风袭击，其中以中秋节登陆的“莫兰蒂”最为强悍。那天半夜三点，整个寓所的玻璃窗都在颤抖，似乎随时会被摧毁。隔日停电停水，遍地倒树，触目惊心。
    小说《台风季》里的强大台风不仅造成泽国一片，人员伤亡惨重，还把四位主人公的乌纱帽一扫而光，其中两死一伤一个跑得不知去向，有待日后的红色通缉令相寻。但是除了跑掉的这个，其他三位官员却都是好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背景，都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和操守，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个性密切相关。我在写这部作品时用了很多心思，力图巧妙编织，细心的读者会在小说里找到熟悉的人物和场景，但是读来肯定会有新感觉，因为一个故事单独讲与放在一个大场域中讲，让几位主人公互相撞击影响，整体效果是不一样的。
    6 职场年轻人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可以适应顺利，更能顶住挫折与压力。
    陈元喜：前不久读到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蓝名单》，写了一位政协主席“简增国”给贪官市长送了十万元，最后却无法得到认定。一直很聪明的“简增国”居然像笨蛋一样，选择自己入狱十年，保住在仕途上刚刚起步一心想当一个好官的儿子。这种“智慧”的丧失，说明作家思考碰到了困难。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与官场环境，你是不是无法控制你笔下的人物了？是不是也陷入了迷惘和瓶颈？
    杨少衡：《蓝名单》这个故事取材于我家乡发生的一起案件，其中的父子两代官员都是我很熟悉的。在小说里，“简增国”这个被尊为“师长”级的能干官员，最终对前来探监的儿子发牢骚说，“师长”当到退休，老来坐进牢里，可见老爸那一套确实有问题。问题症结何在？他眼下没心思多考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考虑那些有个屁用？不如省点心，就此安度晚年。但是年轻人却要思考总结，引以为鉴。“简增国”的那一套问题何在？儿子该引以为鉴的是些什么？我在小说里没有写，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这就是你指出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作家感到控制不了笔下人物，陷入迷惘与瓶颈。我觉得类似故事与人物提供的思维空间相当大，值得我继续去思考和表现，想明白了，作品就有望突破。
    陈元喜：结合你自己的体验，从为官之道与做人之本的角度，你对年轻人尤其是职场中的年轻人有什么话要说的吗？你认为如何处理前途利益和心灵安妥的关系？
    杨少衡：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记得当年我从乡村小学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时，有一位老同事对我说，办公室里数我年纪轻，日后上班宜提前一点，到办公室后要去打开水，把茶桌上的水杯水壶都洗一洗。当时我心里想：怎么让我干这个呀？若干年后，我所在单位来了一位新干部，是位硕士，部长命我与他做入职谈话，因为他给分到我分管的科室。我跟他没说什么大话，只把当年我进机关时那位老同事的话搬给他。
    我觉得一代代年轻人有相当大的区别，眼下职场中的年轻朋友比我们当年更开放更能干更具个性，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有相通之处，不妨从琐碎小事做起，融入所处环境和人群。年轻人肯定要谋前途，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目前环境下，年轻人成长面临的竞争与压力显然比我们当年更大，发展上进、活得更好一些的愿景却还是彼此相通的。以我感受，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可以适应顺利，更能顶住挫折与压力。这方面，不妨在得空时读点小说，无论玄幻的、言情的、武侠的、政治的，喜欢什么就读什么。至少可以帮助排解忧虑。如果还能娱乐身心，甚至帮助认知生活、增进勇气，那就更好了。
    （张陵，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