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 谢耶维奇 1948年出生，白俄罗斯作家。著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二手时间》等。获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印 象
    记忆力会衰退
    但灵魂记住一切
    这是一篇迟到的专访，因为距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整整一年。但这种等待是超值的，与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尽管语言不通，但她对文学和人生的独特认知，仍让人受益匪浅。
    今年8月，借上海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之机，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她的中译本新作《二手时间》来到中国，在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做了一系列分享活动，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邱华栋，作家格非、张悦然以及众多文学爱好者进行对话交流。
    《二手时间》是她写得最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采访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2年，讲述了20年来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及他们为梦想付出的代价，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本。她还凭借这本书获得了瑞典笔会奖、莱比锡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国际性奖项。
    “也许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在北京大学的座谈现场，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总结自己过去30年的创作之路，“以前我更感兴趣的、对我影响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是人类无法支配的天然力量，比如战争和切尔诺贝利。而今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孤独的灵魂，在我看来，世界由此而改变。”
    记者出身的她擅长通过与事件亲历者访谈的方式创作纪实文学，她的作品中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主观的心理分析，而是通过访谈表现人们对战争、灾难、生活最原始的感受。“我认为思想不应该是坐在桌子边上想出来的，它产生于生活中，来源于那些过得不是很舒服，对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的人。我当然认为读书学习很重要，但我更喜欢靠自己的体验、经历去学习。”
    著名作家格非谈到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感受时说：“是什么力量使这些采访的碎片组成一个整体？我觉得是作者所怀有的强大感情，把这些碎片焊接在一起，然后融合成一种力量。”
    在每次写作前，阿列克谢耶维奇都要走出家门去倾听，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我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我们试图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们该怎么做。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搜集材料，约人访谈，整理出来，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作为非虚构写作领域最成功的作家，她的经验值得更多人去借鉴。
    寻到那些善于思考的人
    帮他们发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记者：在您持续20年的采访中是否有一条主线？采访对象如何确定？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写和战争有关的事，找的就是和阿富汗有关的人；我采访切尔诺贝利事件，也是找事件相关人员；写《二手时间》，我尽量寻找那些能够让人感到震惊的人。当然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流水般的人生。我希望寻到那些善于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人，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发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我找到了“小人物”这个切入点，我同这些人们认为都不值得和他们交谈的人交流。当我和他们交流时，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小人物，他们也是伟大的人物。对接受我采访的人说的事情，我并不能全部认同。有时候我不理解他们，但我把自己的手背到背后，因为我们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记者：这么多年您采访了上千人，您是如何打开采访者的内心，让他们说出心里话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我去采访一位女兵，我就感觉我也是女兵，我是在和女战友对话，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谈话时间是清晨还是晚上，是完全一对一，还是身旁也有别人，这些都很重要。我采访时提出问题，对方回答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期许。我对书中每个受访者都采访过三次以上，我想在所有采访对象身上发现一种永恒，这些人都走过了历史，走过了时间，走过了战争，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们的故事应该成为永恒。相比什么是战争这样比较空泛，或者说宏大的主题，我更感兴趣的是细节。最难的不是如何去搜集材料，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最难的是如何让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能在每一个读者心里获得共鸣。
    记者：最终采访素材如何取舍？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每本书的写作时间都是七到十年，每本书都要采访上百位当事人，然后听录音，找到自己的意图，可能整理出来的有几百页，最后呈现出来的只有半页。素材的取舍取决于很多方面，最根本的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我们的个人情感。对于真正文学作品的素材来讲，我觉得要不断去修正，去印证，甚至不断推翻，把以前的想法全部删掉，注入新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才能逐渐发现里面还有很多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完全纠结在一起的思想或思维。具体解释起来，我写每一本书，写到第四、第五年时，那种线索和脉络会自然呈现出来，会形成一种本能的精神层面的力量。可能有些东西聊的时候觉得并不重要，但在写作的时候它突然变得非常重要。
    从被访者身上理解生活
    纪实文学建立在大量倾听的基础上
    记者：您的作品虽然是真实人物的独白，但也有小说的成分，在写作的时候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德国作家雷马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描述，对初上战场的战士来说他的世界是黑白的，但当他远离战争，回忆却逐渐变成彩色。实际上他对战争的浪漫想象是随着远离战争开始的。回到我的写作，在战场上倒下这么多战士，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他们没有时间恐惧和害怕，没有时间选择，身边就是田野，或者荒原，这就是文学，美丽的文学。在这种繁复的情况下，我们的灵魂得到张扬。再比如说，被采访的人相爱了，结婚了，又分手了，这也是文学的情节。我的创作并不是搜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而是从人们那里得到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我经常对我的受访者提同样的问题，希望通过不同人的回答使它能够精炼、提升，达到情节所需的热度。
    记者：您的书中有多种人称的变换，还有多种时间、空间、环境的结合，这些被您称为复调式写作，能否解释一下这种结构方式？
    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式写作就像一场交响音乐会，指挥家如何在各种声音中听出他要抓住的主旋律？我的写作是建立在大量倾听的基础上的。我的书里出现了很多真实的人，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事情，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说是一个多声部大合唱的作品。
    记者：关于口述历史的写作，您认为是哪年发生了哪件事重要，还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的思维和想法更重要？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更关注人在战争中的情感，比如说他们在接受苦难的时候，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在杀戮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比如说一名机枪手要冲锋了，这时他会想到前方将有很多人在此刻死去，但天空的大雁、鸟群肯定不知道人间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对比的写法，互相映衬，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情，大自然是不理解的。在小说创作中，在非虚构文学的延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都是难以名状，不可言说的，但它却又是我们的历史。
    记者：您最新在中国出版了《二手时间》，“时间”也可以是“二手”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问题在书里有非常详细的答复。简单说，“二手时间”的意思就是一个老的想法。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那个年代大家都住在一起，非常友善。有一个妇女被逮捕，她就对邻居呼唤喊叫，说请你帮我照看我的女儿。邻居就一直照看着她的女儿。这名妇女十七年之后才回来，她的女儿已经开始叫那位邻居妈妈了，她也非常感激那位邻居。可是后来，当一些档案被解密，她看了档案之后发现竟是那位邻居举报了她。这名妇女无法相信这一切，她自杀了。这说明邪恶并不那么简单，它可能就分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学的目的应该非常谦和低调
    希望读者能从书中感受到爱与美好
    记者：您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达到怎样的结果？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想文学的目的应该是非常谦和、低调的。我最喜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在指导着我——每个人都要学会用真理治疗自己。在作品中，我有时会沉默不再发表意见，我觉得不发表意见也是我的存在。作者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笔下的叙述来说明你的所有观点。生活中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从本性来说很容易失落和失望，有时可能觉得这一阶段遇到的都是不好的事，但要靠人性的美好、善良去战胜负面的东西。我希望我的书让大家看到的不是恨，而是传播爱。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把那些阴暗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真善美，帮助大家成为真正大写的人。我为了爱而生，为了爱而写。当读者在我的书中感受到的不是恨，不是恶而是美好，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记者：您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达到了巅峰，今后您会尝试其他方式的写作吗？还是在这个领域上继续创作？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还有新想法，我认为现在人们的主要价值就是生活的价值，家庭的价值。我现在尝试写一本关于爱情的书，我也在思考人怎么开始爱，爱能带来什么。我同时也在写一本关于老年人问题的书，我们是谁？我们过去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们坐在自己的居所里，孤独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一直忘不了我母亲老了以后在黑暗中凝望我时的那张面孔。
    记者：从历史写作转到爱情主题，会遇到阻碍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过去的关注点是被大时代包围的人，现在我的关注点有了一些变化，我开始关注永恒的话题——爱情和死亡。一开始我觉得跟那些谈论爱情、谈论生死的人打交道，是不是驾驭起来会轻松简单一些，没那么悲情，但事实跟我设想的不一样，谈论爱情、死亡的话题，反而要比大时代的故事更复杂一些。关于爱情和终老的问题，我认为这其实全都是悲剧。
    记者：您觉得爱情是什么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为了写爱情的书采访了二百多人，问了二百多次同样的问题，也得到了二百多个答案。有一个很好很棒的答案，他说爱情是一幅很美的画，画里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意味的回答。我和一些爱情失败的人聊天，他们哭，我也只能陪着他们哭泣，但很久以后他们仍然会变得幸福。
    阿列克谢耶维奇口述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我作品的主题和我的童年有很大关系。我在乌克兰农村长大，我非常爱我的祖母，她带我去外面玩儿，看到街头那些酒鬼、残疾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我和父母一起到了白俄罗斯的农村，虽然家里摆满了书，但我还是更愿意听别人讲故事，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村妇们回到小柴房里讲述白天发生的故事。我的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校长，所以我接触到了很多乡村女教师，跟她们交谈，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有趣并且真实。
    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都讲俄语，从儿童时代起我主要读的都是俄罗斯的书，比方说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还有很多俄罗斯的哲学家，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世界。我的世界观，我看问题的角度当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民族，俄罗斯的文化一直在问我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答案也是令人震惊的，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示了用自己的孤独反对、对抗所有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体验的话，我也不会去写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我曾经在欧洲侨居了几年，然后我回到了家乡，因为我要写和我的家乡有关的内容，我要听到声音，在街上，在餐厅里，在任何地方，我要听到声音。
    我觉得我更多是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血脉，我的导师是阿达莫维奇，他是纪实文学作家。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去杂志社工作,有很长时间外出采访。当我读过阿达莫维奇写的纪实作品之后，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文学之路。
    现在人们只是在想如何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很多文学作品已经无人问津了。对我来说，世界是由现实社会和宇宙构成的。我用写作的方式在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坦白地说，这四十年来我的创作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唯一能支撑我的力量，是我非常热爱生活，我也非常热爱跟我共同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我觉得是爱播撒了这样一个迎来春天的种子。
    我来自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那是一个小城市。我用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奖金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资助我家周边荒僻地区的年轻作家们。我们的俱乐部从字面理解叫“智力俱乐部”，会请一些专家来讲学，给当地的年轻人创造了解世界的机会。我觉得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传播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