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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前言(2)

http://www.newdu.com 2018-07-20 易文网 陈生玺 参加讨论
    朱翊钧出阁就学刚三个月,隆庆六年(1572)五月廿六日,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垕就死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于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万历。张居正乘新皇帝年幼无力独立处理朝政之机,联络宦官冯保驱逐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表示自己不负穆宗的重托,想把朱翊钧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皇帝,穆宗还没有安葬,就上书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于八月十三日便开始为小皇帝进行“日讲”。规定每旬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到文华殿就读。早晨先读《大学》、《虞书》十遍后,由讲官进讲,讲毕休息,近午时又进讲《通鉴》节要,讲读后习字。根据万历元年十二月张居正的《进讲章疏》称:“臣等谨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校阅,或有训解未莹者,增改数语,支蔓不切者,即行删除,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伏望皇上万机有暇,时加温习。”
    《通鉴直解》一书,就是隆庆六年下半年开始日讲至万历元年十二月期间给小皇帝讲解《通鉴》和进呈阅读的讲稿。此书最初二十五卷,以后陆续增至二十八卷。另外《大学》、《虞书》逐步增补成《四书直解》和《书经直解》两书。在此期间,隆庆六年十二月还曾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这几部书都是由当时的讲官分头编写,最后由张居正修改删定,进呈给皇帝的,所以它反映了张居正的思想和观点。《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编,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宋英宗进讲之用,每编完一段,即进呈一段,给皇帝讲读,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魏、赵三家分晋,终止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959),共294卷。而《通鉴直解》一书则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战国以前采摘自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宋元部分则采摘自明薛应旂的《宋元通鉴》。所以《通鉴直解》一书涵盖的时代,远比《通鉴》为长。刘恕曾经参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负责南北朝和五代部分,他在修《通鉴》之余搜集资料,打算将宋代一祖四宗(从宋太祖到宋英宗)的各事修成《通鉴后纪》,战国以前史事修成《通鉴前纪》,刘恕只修成前纪就病倒了,故而定名《通鉴外纪》,共十卷,起自伏羲,终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通鉴外纪》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宋元通鉴》乃明嘉靖年间,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薛应旂采辑辽、宋、金、元四史及个人文集、笔记,花了十年时间撰成的,上起宋太祖下至元顺帝,凡482年,157卷,着重于义利与君子小人之辨,所以《通鉴直解》一书事实上是一部以《通鉴》为主,采摘其他史书而成的编年体通史。
    当时皇帝读书是先经后史,认为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经是讲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经的道理要表现在事物上,才能见其长短,所以也要讲史,因为皇帝要亲自治理国家,相比较讲史就更有现实意义。宋代以前多讲《贞观政要》,宋代以后多讲朱熹的《通鉴纲目》。明孝宗朱祐樘(1407-1505)喜读《通鉴纲目》,但患其篇卷繁多,曾命李东阳等撮《纲目》之要,撰《历代通鉴纂要》(92卷)。《纲目》重视纪纲和正统,《通鉴》重事实,张居正不选《通鉴纲目》而选《通鉴》,说明他对这两部书持有不同的观点和倾向,他比较重视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典的史学巨著,网罗宏丰,卷帙浩繁。《通鉴直解》一书则选取一些重要片段,加以通俗的讲解,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固有观念和优良传统,如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治,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主张轻徭薄赋,善于用人等;一方面针对明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特点,重视历史上的各种改革,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教训。同时,也对某些重大的治国策略和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例如:
    (1)唐玄宗为什么先治而后乱。
    唐玄宗初即位时先用姚崇(元之)、宋璟而治,后期用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对此《直解》说:“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卷17)这就是说,同样是用人,委以专责,信任不疑,但用了姚崇、宋璟就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就乱,原因是选择不慎。所以用人,知人和选择是关键。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唐玄宗何以先治而后乱,“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此《直解》说:“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卷21)正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同一个玄宗,前期而用君子,后期而用小人,其根源在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在心理上从喜欢君子而变为喜欢小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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