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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书中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有生动详尽的记述，有助于了解南北朝时的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颜之推的一生，正值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南北文化的隔阂，当时的许多学者往往囿于一地之见。而颜之推则不同。他先后仕宦于南朝的梁和北朝的齐、周以及天下一统后的隋朝，有机会游历南北各地，耳闻目睹各地风物，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见到各种传本的经书典籍，因而他的学问于广博的同时，还能融南北文化于一炉。仅《颜氏家训》中明确提及的颜之推所到之处，就有荆州、江州、扬州、益州、赵州、雍州等地，足迹所至，相当于今日之湖北、江西、江苏、四川、河北、陕西等数省。这无疑大大天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见识，并且反映到了《颜氏家训》的记述中。这些生动详尽的记述，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对南北朝社会现状的反映，特别是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如《勉学》篇描写了梁朝贵族子弟不学无术，平时养尊处优，望若神仙，及离乱之后，即陷于穷途末路的狼狈情状。同篇又讽刺了“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迂腐俗儒；《教子》篇刻画了北齐一位士大夫教子谄事权贵的卑劣面目；《治家》篇则写了一位远亲弃杀女婴的惨酷场景；《名实》篇针砭某“贵人”服丧期间以巴豆涂脸，致脸上长疮，以沽名钓誉的丑恶嘴脸；《涉务》篇嘲讽了指马为虎的建康令五复；《省事》篇揭露了北齐末年以钱财女色通关节谋私利的末世颓风。凡此种种，多为正史所不载，从而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成为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后人藉此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世风习尚。一类是对南北风俗习尚优劣差异的比较和评述，主要集中在《风操》篇中。诸如冬至岁首的礼俗、称名与称号的不同、临别饯送、丧器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评析。此外，《治家》篇写了南北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差异，《文章》篇比较了南北文制的区别，等等。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南方和北方的不同民情风俗，是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还有一类，是颜之推在南北各地的所见所闻。如《风操》篇记述了江南的“试儿”习俗；《养生》篇写了梁朝庾肩吾常服槐实，至年七十余，仍能“目看细字，须发犹黑”；《归心》篇记载江南有“二万斛船”，河北有“千有毡帐”，又介绍梁朝有人“常以鸡卵白如沐，云使发光”；《杂艺》篇描述了“投壶”、“弹棋”的游戏，等等。通过这些记述，可以使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更加具体形象的认识。 其三，书中《音辞》、《书证》、《文章》等篇目，为后人研究古代的经书典籍、文字音韵、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颜之推作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文字、训诂、声韵、校勘更是他最为擅长的学问。颜之推不仅注意到地域不同而造成的语言差异，而且也注意到因时代不同而使古今声韵有所变化。这在当时是一个卓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隋代对声韵学深有研究的陆法言所撰《切韵》一书，其中就有不少是采纳了颜之推的观点。 《书证》篇录有颜之推对经、史、典籍以及各种字书、韵书的考证四十七条，考辨古书文字词义，纠正古书中的错讹，颇多精到之处。颜之推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故于训诂方面，不仅能引证文献，而且能以方言口语的实物(如碑刻等文物)进行印证，大大增加了其学术观点的说服力。 此外，《文章》篇集中体现了颜之推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杂艺》篇分论书法、绘画、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游艺等诸多方面，也具有珍贵的学术资料价值。 当然，我们在肯定《颜氏家训》一书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此书作为封建时代文人训诫子孙的家庭教育读本，不可避免地含有对今天而言已经不适宜的消极内容。诸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侈谈因果、宣扬迷信，以及浓重的明哲保身、全身免祸的思想，都是在阅读时应予注意的。作为颜氏后裔的颜嗣慎曾在明万历刻本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清康熙年间，朱轼也在评点本序中指出：“使读者黜其不可为训而宝其为训，则侍郎之为功于后学不少矣。”前人对《颜氏家训》所持的这种“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