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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和社会秩序的急剧动荡，使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危机。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却显得苍白无力，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统治思想的功用。这就促使一部分士大夫突破儒学的限制，在思想理论上另作选择，并对儒学名教展开了大胆的批判和否定。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相当真切地道出了人们为挣脱儒家纲纪束缚而任情废礼的普遍心态。这是时代潮流，身处其时的士大夫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颜之推自然也不例外。 其次，魏晋南北朝又是多种文化相互冲撞与融汇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即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并立与交融，又有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汇合，也有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冲击。这既为该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使当时的思想文化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便是儒、释、道三教并立。颜之推有着在南方和北方先后任职的复杂经历，而且在梁朝为官时与梁元帝等关系亲近，不可能不受到梁朝盛行一时的佛教以老、庄学说的影响，在他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儒、佛兼有之的倾向，也是不足为怪的。 再次，东汉末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门阀制度，到南朝已达到其鼎盛阶段。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为独占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竭力维护士庶之间的界限。他们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族望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于琐碎细务，对于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却百般维护，所谓“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六朝忠臣无殉者”的时代风气，“胜国之忘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南北朝时期，未能身殉旧朝者不在少数，颜之推亦未能免俗。虽然他在入仕北齐后，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写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等词句，显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但比起以绝食殉南齐的祖父颜见远、显然是大为逊色的。另一方面，颜之推对于自己“一生而三化”的行为也信得过辩解。其一，他在《家训·文章》中提到：“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其二，他在《终制》篇中也说：“计吾史北，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靦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由此不难看出颜之推思想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他的行为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因而对于颜之推的“一生而三化”，后人似不必过于苛责。 自从《颜氏家训》问世以来，由于历代士大夫的极力推崇，佛教徙的广为征引，以及历代藏书家和颜氏后裔的一再翻刻重印，此书佳评如潮。同时，由于训诂学家颜师古、书法大家颜真卿、心身殉国的颜杲卿等颜氏后裔不同凡响的教学与操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颜氏家训》的垂训之力，以至不断有人提议：“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而已。”一部本意只为“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训，如此长成不衰，无疑表明该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家知识分子注重家族教育的需要。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颜氏家训》也仍然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中所提出的治家教子之方和为人处世之道，有许多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作者注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其中固然有不少消极过时的内容，但也包含有许多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教子》）；强调“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鼓励子女要靠勤学自立于世，而不能依靠祖上的荫庇养尊处优，赞赏“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勉学》）；反复告诫子孙要学以致用，珍惜光阴，博览机要，反对“闭门读书，师心自是”、“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空疏学风（《勉学》）；重视对儿孙道德品质的培养，告诫子孙不可为仕进而谄事权贵（《教子》）；主张婚配最注重的是配偶的“清白”，反对“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治家》）；对以钱财、女宠通关节谋爵禄的行为表示极大的蔑视（《省事》）；强调为人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讥讽“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名实》）；力主丧事从简，“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终制》），等等。毫无疑问，上述见解是颇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今人借鉴参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