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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话语概念的界定是基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诸多问题的思考。诸如，近代中国如何应对社会危机与秩序危机？面对近代化的冲击，传统的政治制度有否自行调节与变革的走向？如何描述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轨迹？等等。要清晰表述蕴含如此深刻的历史现象，需要对话语本身赋予现代性的意义，而不是史实的记录与整理。作者从晚清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系中撷取其中间环节———道台官制，将之作为“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个“历史模型”，在此基础上，从主客体关系中提炼出若干对应话题：“上海道台与对外关系”、“洋务与上海道台”、“上海道台与现代化”、“上海道台与地方政治”、“上海道台与社会精英的关系”等，由此在政治文化层面、制度层面建构了探寻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研究的逻辑链；在“历史模型”的微观解构上，预设了层次递进的若干概念：如，对外接触关系、主权国家，制度表达、模式控制、思想框架，精英、角色转换、职能等等，对历史表象/晚清行政权力架构/官制/官吏角色、职能进行定位。而话语的文化表述及涵义的解构侧重于历史构成的人文追问，即从主题性陈述范围内的历史表象（如道台制度的设置、变革与遴选，历任上海道台的经历、升迁等）引申到因主客体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实践、制度运作、规则、价值目标及制度缺陷等，在历史文化层面作政治制度文化涵义的表述。显然，文本书写借助于现代性话语的选择与解构是有利于从“小题材”（道台官制仅是断代史及政治专业史中的某个历史片断）揭示社会历史宏大主题的表述的，是有利于由微观的历史表象探寻其背后蕴含着的宏观意义的史学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化的讨论一度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后因西方现代性思想文化潮的讨论湮没了史学的近代化研究。时下，现代性社会转型的思考已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尤其是进入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层面，讨论中国近代社会的制度转型之历史经验与得失仍将是个重要话题。因此，对本书现实意义的评估，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通过历史表象的深层结构研究，论说中国近代社会确有政治制度变革的实践，它对中国近代化转型有着促进的历史影响，作者不讳学界定论，其学术成果颇有创见。二是“历史模型”的人文考察，作为一种主体性研究与现代性话语演绎，对历史制度文化作出贴近于现代性研究的思考是值得提倡的治史思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