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的史学研究偏重实证和历史陈述，以史料编排与解释为叙述内容，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表象进行分析与判断。这一研究模式有着自然科学实证思维的痕迹，时下的史学著作较多沿用如是思维方法。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了新的治史模式。他主张，在选择深层次的思维取向与新的语言模式的基础上，解构“历史表象的深层结构”。这在史学界激起了强烈震荡，也引发了一场治史方法论的改革。海登·怀特打破了如实编排史料的历史解释范式，提倡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研究及现代性的语言表述。他为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或说历史的人文考量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海登的治史观虽受到年鉴学派的抵制，却得到了思想文化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赞赏和认同。美籍上海史专家梁元生教授的新著《上海道台研究》显然受迪于海登的治史观和方法论，在撷取晚清政府的道台制度运作、解构历史模型的基础上，对晚清社会的近代化作政治文化层面的主体性研究。可以说，梁著是实验新治史模式的一项研究成果。 社会的数学分析与人文考察的结合 道台官制是作者解读晚清政治制度而预设的一个“历史模型”。它是晚清行政权力体系的一个中间环节，其官制运作及调节直接关联着政治制度的架构。据历史记载，中国道台官制始建于明初，亦称“道员”，协助省级政府的布政、按察二司管理钱粮与刑检，以参议辅政为要务。清乾隆朝改称为“道台”，除扩充其职司，增加盐法、兵备外，还赋以协助督、抚管辖府、县行政官员之责，在清代行政权力架构中，道台官职是介于朝廷、督、抚（中央、省政府）与府县（地方政府）之间的中层行政官员。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政府迫于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日益激化的社会、政治危机，将道台衙门作为永久性的行政机构，在职司、隶属、遴选、任免方面进一步制度化，由此，道台官制已成为晚清政治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著将上海道台作为解读晚清政治制度的一个“历史模型”，进行了量化分析与人文考察。 作者整理晚清史档案，对历任上海道台作了数字统计与定量分析。上海道台的设置始于1730年，止于1911年晚清灭亡。前后一百八十余年，任命上海道台80名。以1843年签署《南京条约》开放口岸为界，之前任命50名（其中汉人35人，满、蒙族15人），之后任命30名（汉26人，满、蒙4人）。1861年起，二次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期间，上海道台均为汉人所任。上海道台的任用资格及入仕途径在鸦片战争前后也有所变更。之前，以正途科举入仕的上海道台有35人，其余为军功派任居多；1843年后，上海道仅有17人通过科举，其余为地方商绅、洋务买办、知识精英经捐纳或保荐而异途入仕的。两组数字的变化，喻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制度渐变走向：道台官吏的选拔由督、抚省行政部门的举荐替代了朝廷直接任免；上海道台资格确认的重心，由士绅、世袭贵族转向商绅、买办和知识精英，遴选制度的开放已倾向对经济、文化、外交事务等专业人才的倚重。作者对数字隐喻制度走向的认识，确定了人文考察的思维取向，即探究道台任免、遴选制度渐变的历史背景与制度背景，透视晚清社会近代化的政治文化生态，将道台官制的历史解读提升到政治制度文化的层面。 上海道台官制的变更，至少显示了两重背景，一是制度背景，一是政治背景。前者指向晚清的行政体制，后者则解构晚清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二者制导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架构与运作。19世纪下半叶，晚清中国处在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被西方史学家称之为“凝固的传统”———中国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秩序正处在瓦解的危机中，晚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濒于崩溃的边缘，儒家伦理治国的社会构造开始衰败式微；而支撑晚清王朝对外权威的“闭关锁国”及“朝贡制度”因列强武力胁迫而失去了驭控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经自18世纪传教士的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民间寻求社会变革，反传统、反封建秩序，颠覆封建传统制度的民主意识日趋强烈；历史行进中的秩序危机迫使晚清政府作出制度变革的选择。这一点，近代史专家林毓生先生是说得很透彻的。他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秩序危机。正是晚清政治秩序处在解体的边缘，清政府才将完善道台官制作为一个制度调节的政治手段。作者认为，改变道台职司的单一性，扩大其行政职责范围；道台保荐权的下放，道台官吏人选的汉人化；道员遴选转向持有专长的经济、外交人才以适应门户开放等官制变更是旨在缓冲秩序危机，加强地方政治权力及强化城市治理职能，在行政体制上作出的一种“回应和调整”。作者的人文考察从政治权力体制的深层结构中推断出晚清政府因势而为、自身调节制度架构的必然性。这一见解颠覆了国内史学界对晚清社会近代化研究的一个定论：晚清政府的行政体制是僵化的制度，它的“不作为”对抗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近代化的制度变革思想只来自中日战争、中法战争的失败而激发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