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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模型的个体解析与政治制度追问 作者对历史模型的个体解析是在统计量化基础上的定位分析，也就是通过道台角色的身份认证、职能转变，考察道台官制对晚清行政治理的制度调节。 从晚清的政治制度层面上说，道台身份及其职能更迭较为敏感地反映着行政治理的历史转变。康熙朝委派上海道台（时称“苏松太道台”）的主要职责是军事监督，打击晚明遗留的叛乱者及盗匪。雍正朝因政局稳定，道台的行政职责则重盐粮税收而轻军备。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政府为迎合时政变局，将道台官制置于省（督、抚）行政系统之下，由督、抚委任其部门的行政职司，且以“夷务”为主（包括议定贸易规章、处理口岸的对外事务）。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采纳李鸿章的主张，发起洋务自强运动，上海道台又肩负招商、督办实业（如造船、兵工、制币、邮政通信等），成为“许多近代化项目的监管者”。从苏松太道到上海道的演化，晚清道台官制已明显改变了明代道员制度及康乾朝直派道台与督粮、治军、检察等参议辅政职司的惯例，道台角色由单一的辅政官吏身份转变为直接从事治理地方（城市）政务、经济、外交事务的管理者身份，这种角色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为应合社会近代化转型的一种制度运作。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晚清行政系统为适应对外开放而推行的制度变革，其举措体现了一种制度上的灵活性。 作者对道台角色的个体考量，是结合上海道台身份认证的历史语境作进一步演绎的。上海道台身份的特定性源自地缘政治文化环境与遴选制度的改变。上海道的行政治理处置于“吴文化”的地域环境，它不同于晚清王朝直接管辖的京都、中原文化地域。它的地域性（以苏浙沪为中心的城镇）有着“经济转型、社会变化、文化移入”的近代城市特征。另则，吴文化地域重视教育与文化修养，卑视劳动，排斥暴力，其生活方式更容易接纳西方文明，追求一种“平和、慈爱及绅士风度”，这构成了城市地域的特定的文化身份。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认同，有别于儒家文化传统与士绅阶层的政治生态，呈现了浸渍着吴文化的地缘政治特征。《南京条约》签署后，新任上海道台宫慕久（1843）原为西南边陲云南省的行政官员，他的继任者咸龄（1847）也是满人内务府成员，前皇宫四等侍卫，川军功入仕。两人不谙“夷务”，将开放对外贸易、外交事务的行政治理视为“无能”。晚清政府派任内地仕官及军功显赫的满、蒙贵族充任上海道台已与吴文化的地缘政治格格不入，从而不得不变更内务府的委任制度。之后，执掌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又一次变更道台遴选制度，重新确定上海道的候选资格。变更后的遴选制度对候选者的身份、经历有着更明显的倾斜：要具有“在上海或邻近地区的工作经历”，以及省或上海衙门的“候道台”资格。遴选制度的改变促动了道台候选者的地缘化，也更为注重适应洋务与城市管理的实际经验的行政经历。如，1857年任道台的薛焕是专职的“夷务”专家，曾以学术知名；吴煦（1859）与浙系财团有着密切的关系；邵友谦（1882）曾考察欧洲及俄罗斯，被晚清政府誉为“有经验的外交家”等等。上海道台的官吏遴选，使道台身份在制度上完成了从一般“官衙联系人”向具有承接东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等管理职能的双重角色身份的转变。置于如是制度框架中，上海道台具有官吏与文化精英、吏治与管理者的双重职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笔者认为，作者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观点，并不是论证地缘政治及其历史语境对道台角色转型的制导作用，而是对上海道台的双重角色与行政治理的双重职能蕴含着的行政制度缺损的揭示，后者更具有史学研究的现代性意义。其意义可演绎如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