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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道台双重角色构成了官商合一不可调和的体制性矛盾。诸如，19世纪60年代，丁日昌、冯焌光在上海道台任上先后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龚照瑗、聂缉椝也是开办上海织布局的主管。另则，新的遴选制度让商绅、买办进入了行政权力系统，诸如，1851年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就是买办出身，费正清先生评价他是“中国商人官僚的典范”。他是以地域联系、广东经历、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外语能力等资历以及买办经商活动进入官场的权力圈的。这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控制已被突破，晚清行政权力体制向商绅“寻求政治建议、财政资助、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以图调节地缘政治的秩序危机，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妥协。这种妥协也同时扩大了官商合一的体制性矛盾。上海道台除处理各种“夷务”，还直接管辖招商局、银行、铁路、邮政等产业，尽管政策明文规定，“官不与商人争利”，但官商合一的制度使道台兼之行政官员与实业管理的双重角色，实际上充当了不同利益集团“联系人”角色。用时下行话，即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吴健彰在道台任上以行政权力推行“五行会体制”，掌管对外贸易的合作，向商人发放外贸“许可证”，给予外贸专营权。吴健彰的行政治理及外贸政策的出发点却是为“广东的商人买办服务”。这种行政行为反映了晚清行政体制中不可逾越的矛盾。在城市治理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一致性及其制度化的弊端，这种制度鼓励了道台官吏仅凭个人视野、利益来决定行政治理与洋务事务，终而造成治理制度上的混乱。为此，作者评论说，道台官吏“双重角色”构成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近代化方案主持者的角色与地方行政官员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这是造成制度缺损的重要原因。 其次，道台遴选缺乏制度上的监管，地方政府偏重候补道保荐与捐班的经历，助长了官吏追求一己私利的倾向，遴选制度缺损客观上提供了滋生官场腐败的温床。据作者统计，1730—1842年的110余年间异途入仕上海道台的捐纳监生仅占25%，到1843—1911年经捐纳为道台官吏的剧增到58.8%。大多数候补官员均是花钱买官的，进入官场以图“得到经济利益”的回报。吴煦（1861—1862）就是一个“利益追逐者”。李鸿章在给幕僚的信函里曾对吴煦作过评价：“该道系钱谷猾幕出身，会计最精，弥缝最巧。每称血诚为公，决不稍从搏节，只在挪借名下，交下其手，令人捉摸不测。”1862年末，吴煦终于因盗用公款而免职。1864年冯焌光在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期间，擅自将制造军火改作采购军火，在大宗政府采购中获取高额佣金，以饱私囊。“求利”已成为官吏利用行政权力牟私的“一种必然的内在倾向”。作者认为，上海道台遴选制度在“选纳精英、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为官场权力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个评判是很深刻的。 本书作者通过个体考量恰如其分地解构了道台制度在晚清近代化中的正面作用及负面制约，这种主体性研究拓宽了研究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思维空间，是值得赞赏的。 陈述的历史文化意识与现代性的话语选择 本书的文本书写在解读历史时选择了现代性话语表述的语言模式，凸显了有别于传统历史叙述的修辞战略。海登·怀特的新史学观是十分强调历史叙述的语言模式的。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研究必须辅之于现代性的语言模式，史学家对社会结构的深层思考是通过“一定的修辞战略（包括史实情节的运用、解释模式与语言模式）而表达的”。另一推进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克利福德·格尔兹作了新的补充。他提出，历史陈述除了“表达的基本结构”，即文本书写的修辞方式，必须坚持史学家文化描述的“观念原则”，也即解读历史应重在“寻求意义”（《文化解释论集》）。作者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陈述与文本书写，正是凸显了这一历史文化意识。他的书写特点是从现代性话语的选择与意义的解读中，陈述历史的表象，表达对中国近代化的主体性思考。 作者的现代性话语选择构成于两个层面，一是语境，二是文化表述。语境是指作者预设的“历史模型”所置的社会整体系统，它是作为历史陈述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与“历史模型”相关联的晚清社会结构与近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而存在的。而作者阅读历史并作出主体性评判的文化表述，则包含着话语概念的界定与涵义的解构，这是凸现史学家治史立场、学术创见和表述风格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