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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举三篇中还有一篇也是涉及六朝文学的，那就是《〈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假如说上一篇以理论的分析见长(当然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一篇就是纯考证的文章了。至迟从明末以来，学术界在《玉台新咏》版本问题上的认识就处于“治丝愈紊”的状态，把一种本就残缺不全、又经过明末人篡改的《玉台新咏》版本——赵均刻本——当作了最接近此书原貌的、最忠实可靠的本子，不仅否定了保存在《玉台新咏》其他版本中的为原书所有的诗篇，而且根据此本来考证《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赵均刻本卷末有南宋人陈玉父所写的《后序》，研究者就认为其出于南宋陈玉父刊本，可信度极高；同时，此本所收萧纲诗均署名“皇太子”，研究者又认为这是此本还保留着徐陵编《玉台新咏》时的原始面貌的铁证——因为一般认为《玉台新咏》是萧纲为皇太子时所编。而在《〈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及其于上一年发表的《〈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谈蓓芳教授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赵均刻本的底本原无陈玉父后序，这是赵均从其他本子中窃取过来、拼凑上去的。而且她还发现了北宋前期晏殊所编《类要》中既引了《玉台新咏》的“梁简文”(萧纲的谥号)诗，又引了《玉台新咏》所收的“皇太子”诗，不过“皇太子”诗不是萧纲的作品而是萧统所作；据此她又进一步指出:北宋人所见的《玉台新咏》是既收“梁简文”萧纲的诗，又收有“皇太子”萧统的诗的，不过不称他们的姓名，只分别称为“梁简文”、“皇太子”；而且，该书在收同一作者的若干篇诗时，一般只在第一首下署作者，以下几首就都不署，只要原署于第一首下的作者姓名佚失，这位作者的所有的诗就都成了排列于其上的另一位作者的诗了，而“梁简文”诗是收在“皇太子”诗之后的，所以在赵均刻本的底本中只有“皇太子”诗而无梁简文诗，只是因为佚失了原列于“皇太子”以后的诗篇的作者署名——梁简文——而已。就这样，她不但有力地证明了长期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之不可靠，而且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玉台新咏》编成于萧纲死后——否则怎么会称他的谥号？ 这实在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不仅解决了《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更引发了对《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引发对此书编者问题的怀疑——《玉台新咏》长期被认为是徐陵受萧纲之命所编，现在既已知道《玉台新咏》编纂时萧纲已经死去，其时徐陵已在暮年，又已经过了改朝换代——梁亡陈兴——的大变化，徐陵为什么还要编这部“艳歌”——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语——集呢？当然，这是就此文的结论而说的；若就其考证的功力而言，那么，其掌握材料的全面，观察的细致、深入，思维的敏锐、缜密，都已臻于上乘。记得陈建华博士在回忆其于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时的情况说:“那时复旦中文系的风气崇尚实学，有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等老先生，都恢复带学生，于是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虽然现在看来也像是夕阳烂漫。”(《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后记》)其最后一句虽然颇有些伤感的意味，说的却是事实。谈蓓芳教授也是1979年进入复旦中文系的，不过当时还是本科生，陈建华博士则是研究生；她的这类考证，正是经历了那种“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的风气的熏陶的结果。 上举三篇中的另一篇《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的研究对象虽是明代文学，迥异于前两篇之以六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也同样富于创见。最重要的在于:一、发现了从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发展到袁宏道“性灵说”的桥梁——屠隆的文学主张；二、揭示了袁宏道前、后期“性灵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转变的时间。这既进一步阐明了李梦阳复古运动的进步意义及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联系，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宏道“性灵说”的复杂内涵，对理解明代文学从中期到后期的演化及其内在脉络都很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