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蓓芳收在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发表最早的是《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与《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都发表在1989年。最晚的则是发表于今年的《〈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和《试论〈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从1989年到2006年的十七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收在集子里的这十八篇，数量不可谓多，但质量之高却使我很为钦佩。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宣告的，谈蓓芳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并且兼顾“论”、“考”两个方面。上举的四篇论文的题目就正显示了这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的深度。每篇都具有见解新颖，思维敏锐、缜密，论据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学识渊博的长处，何况其研究面又如此广阔！就此论之，十七年间在承担教学和本职的科研工作之余，能发表这样的十八篇论文，真是谈何容易！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对长期被贬低乃至否定的二萧的文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以前也有极少数研究者肯定过二萧的文学思想，但却不曾作过深入的阐发，例如已故朱东润师就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分别评二萧之说为“真近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致”、“直抉文艺之奥府”，那固然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唯限于该书体例，未曾作进一步的论证；至于二萧的文学创作，其所受到的冷遇和蔑视更甚于其文论。所以，像此文那样地从文学的性质和中国文学的演进着眼来考察二萧的文学思想，以艺术感染力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变为视角来考察二萧的诗歌创作，并对之作具体而深入的剖析，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地抉发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和贡献的，实为前此所未见。何况它发表于1989年，文中的观点在当时是算极其出格的。证据是:我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对魏晋、南朝文学作了若干肯定，较此文还要谨慎得多，却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位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中说:“这是章文对六朝唯美文学的高度赞扬，也是结合当代新观念——自我表现——所作的结论。研究古代文学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难怪这几年来诗歌、小说的创作总是强调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文学理论界也大力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反对现实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一概说之为庸俗社会学。文学创作既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自然也就是不必要的了。”原来，在那个年头“赞扬”“六朝唯美主义文学”是可以被视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要写《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识力，也需要胆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