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书稿的酝酿有很长时间了。记得是二十年前，在一次古文论学会的年会上，我作了个发言，建议古文论的研究当从特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入手，通过解析一系列带有关节性的范畴和命题，找出其内在的联系，便可进而把握文论的整体性逻辑结构，且亦不至于丢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建议受到王运熙先生首肯，他鼓励我从事此项研究，但当时正忙于其他一些任务，萌发的一点观感只能暂时封存。一晃眼七、八年过去，原先在手的几项课题大致告一段落，我开始认真考虑下一步工作，有了以此为新的突破点的构想。古文论范围太大，个人比较熟悉的是诗歌理论批评，于是决定搞中国诗学，在年月间写下第一个研究提纲，随后于、年间两次修订并给予细化。就在这逐渐深入思考和准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于历史资料的掌握上还有不少脱略的环节，影响到对诗学传统的整体观照，遂又产生先梳理一下诗学史的演进脉络的想法。恰好此时我应聘于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任兼职教授，帮着组织一些大型课题，便提出搞多卷本《中国诗学史》的设想，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中国诗学史》于“九五”期间在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立项，共七卷，每卷都由熟悉这部分内容的专家学者执笔，本人主要承担二万字的总纲。这个总纲原是为统一全书的基本思路、协调各卷之间的衔接关系而立，其中对诗学观念的历史流变有一个总体的考察，后作为全书总论发表出来了。为写好总纲，逼着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更与各卷撰写人反复商讨，前后花费近一年时间，算是对诗学史的脉络有了较清晰的印象。而后在各卷编写与通稿的过程中，还经常接触一些新问题，不断加深着自己的理解。 正当《中国诗学史》紧锣密鼓地撰写进程之中，世纪年代后期的文论界开展了一场有关“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争鸣，且很快走向白热化的思想交锋，这个提法甚至被一些人斥之为“伪命题”。我因忙于手头的事务，起初并未置意，争辩激烈后方引起关注。通观各家意见，除“现代转换”一语由于不同解说而造成歧义，加上一部分人对以往那种庸俗化和实用功利化的“古为今用”抱有反感外，这场讨论确也暴露出当前学界在如何对待思想文化传统上的不同认识，最核心的一条便是传统要不要推陈出新的问题。我是主张推陈出新的，所以在原则上赞同“现代转换”，而且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新奇的口号。海外学者如林毓生教授，早在世纪年代之初即已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年来沪讲学，亦曾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演讲题目。虽然对他们的具体阐述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却从未听得哲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人士就他们的话题大加讨伐，为什么到古文论领域就容不得“现代转换”呢？怀着这一困惑的心情，我也尝试撰写过一两篇文章参与讨论，但并不打算胶着于口舌之争。我想，在讲清道理之后，重要的是从事实践。如能切切实实地拿出一批成果，就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专题进行合理的现代阐释，使传统的精义得以与现代意识相会通，传统存活于当代得到证实，则许多不必要的误解、猜疑和成见当会消解，而人们始能更平心静气因亦更深入细致地来对问题的实质加以探讨和评估，学术思想的进展也才有指望。这件事坚定了我投入中国诗学研究的决心，我感到此项研究的意义已不限于诗学本身，它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未来命运的理解，也涉及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中是否包含“传统的转化”这一战略性的任务。 新世纪伊始，我以“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为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立项并获得批准，几年来一直在做这个题目。工作的进展比原初的想像要费力得多，主要原因在于思考重心有了转移。原先想到的只是要清理中国的诗学传统，重在传统的复原；现在的着眼点则是怎样运用现代意识来观照与阐发传统，以求释放传统内蕴的生命活力。这两重考虑亦非截然分割，因为即使意在复原，还须经由现代人的手来做复原工作，总免不了现代意识的参与，而若意在阐发，又仍然是对传统自身的阐发，并不能脱离传统去任意生发。如何在复原与阐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做到不即不离，实在是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的艰巨考验。另外，既然把落脚点放在“现代观”上面，则除了对阐释对象（即中国诗学传统）要有真切的把握外，阐释者本人亦须具备相当的现代理论的修养，包括西方世界乃至东方其他民族的诗学与美学素养，这在我来说也是很欠缺的。上世纪年代以来，曾有计划地抽出时间，做一点补课工作，重新阅读和补充阅读西方近现代以来各家各派的理论名著，而终觉底气不足，所以书稿中时有涉及中外文论比照之处，大多是点到为止，不敢尽情展开。要能真正综括古今、融贯中外，需要有比我更精通各方面传统且更具有识力是人来做才行，我只能算探探路子罢了。以我的年龄和精力，恐怕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