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作家李廷舫的长篇小说《河套母亲》出版以来，引起了区内外文艺界广泛关注，很多作家、文艺评论家纷纷撰稿推荐这部小说，《中国文艺评论》等期刊、媒体也对有关文章进行了刊载和推介。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走西口、共产党地下活动、傅作义抗战、土改运动、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和故事为背景，时间跨度达50余年，这应该是河套历史上最不平静和矛盾最为集中的历史时代了。小说以写细、写实的手法详实讲述了50年风云变幻的河套历史故事，艺术描绘了八百里河套风土民情的画卷，着力塑造了白三女、郝雨润等勤劳、坚韧的河套女性形象，热情讴歌宽容、博大的河套母亲之美，刻画了多个与主人公及事件有关、身份不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平实有味，有描写、有描述、有抒情、有刻画、有故事、有悬念、有议论、有旁白，但不刻意夸张、不肆意渲染、不无端虚构，一切都很平实、真切，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又似娓娓道来的散文，令人置身其中。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回顾历史所遵循、把握的觉悟及态度。其实小说中所涉的大背景，也几乎涵盖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大背景。如何客观回顾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面对当前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存在的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甚至是否定历史结论、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等现象，这部小说的作者采取的态度和手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
    小说以写实、写正的手法大量描写、叙述了河套地区中共地下斗争及革命活动，如建立河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东北垦区”、“耙子补隆”暴动等。作者查阅了大量史料，采用了尊重客观史实的正面写法，再现了那段残酷、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讴歌了共产党人追求正义不畏牺牲、不忘初心、忍辱负重的品质及风骨。小说中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对熟悉河套党史的人来说，都能一一直接对应到其原型，有评价说这也是河套地区中共地下党史的文献。
    如在酷刑和诱惑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高子华、河套特委最后一任特委书记（未具名）等。
    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共产党员刘子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建立了河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三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拘捕没有叛变暴露。后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开除党籍，到1956年澄清事实重新入党、少了30年党龄，直至去世后才被重新认定恢复党龄。小说这样描写了他的心境：“当他知道自己被党组织开除时，就像失去了亲娘的孩子，心中装满了苦水，每天寡寡淡淡地在郁闷和迷茫中度日。但他心中信仰的火苗并没有熄灭，他始终把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利益放在心里，严守他所掌握的党的秘密，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有利于推翻反动势力的事，而不做任何一件对共产党、对人们群众不利的事。”他始终坚信理想信念，坚信党、理解党，一生为革命、为党和人民的工作忠心耿耿，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也刻画了党的领导干部心系群众，坚持原则的无私情怀。
    于成达（后改名为成达）、王兴（后改名王星）等革命时期在河套地区出生入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得到过乡亲们的掩护和帮助，后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心系着这片土地、这里的群众，却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做违反政策和原则的事；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从没有改变过理想信念。
    王兴以“医官”的身份早期在河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救过白三女的孙子生生的命，为宋栓小疗割背疮，为石贵元治好枪伤，和石三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认白三女做了干娘。解放后王星到中央部委做了司长，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石三圪旦劳动改造，石大娘和乡亲们依然把他当做好人来善待。期间他也把自己按国家干部分配的28斤粮票，交给生产队，换成粗细粮倒在苦菜糊糊的大锅里，和乡亲们共渡难关。在白三女饿得浮肿的时候，他把家里节省下来寄给他的5斤粮票，换了2斤白面、3斤玉米面，和石家老小一起吃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和和（音huo四声）饭”。
    于成达在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时，跑到石三圪旦被石大娘藏到地窖里，躲过一劫，系有救命之恩。土改时成达刚巧到石三圪旦所在的村指导工作，他站在曾藏身的地窖旁注视良久，心潮翻涌，百感交集。他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力主让农民说真话，慎重决策，在县委交流土改情况和意见的座谈会上，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意见：严格掌握政策，避免错划、漏划；广泛发动群众，正确对待群众的不同意见；注意清除农会领导班子中的不纯正分子。一些偏左的行为及时得到纠正，白三女一家也由“地主”改划为“小土地出租户”，摆脱了生活困境和孩子们上学遭受的歧视和尴尬。这里能看到党的干部对土改政策的正确把握，能看到对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能看到心系群众之情，却看不到无原则的私情。正如成达在日后交谈中述及：“我从工作大局考虑，没有去看望石大娘。当时我心里很痛苦，现在想起来还痛苦。以后我一定找机会去看望那位大娘、那家人，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不然将留下终生遗憾。”后来他也兑现了心愿和诺言，石大娘病重期间他和王星从“五七干校”请了特批假，专程赶回河套看望了弥留之际的石大娘。
    这些形象不是刻意树立起来的，当初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就是这样的，是实实在在在生活中产生的，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读来令人可亲可近可信。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诗教”文学理论，注重强调文学的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反映，是平和，是中庸。“《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诗可以“兴、观、群、怨”。兴指“感发意志”、观指“考见得失”、群指“和而不流”、怨指“怨而不怒”。“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围绕政之得失或社会风气的好坏，一方面要谏言讽谕，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截了当。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主文而谲谏”、“故美多显颂，刺多微文”、“比兴”等密切相关，是儒家对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提出的要求，指出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并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文学理论，为历代有责任和良知的文人所尊崇，即便针砭时弊也应以中庸平和、婉转有节制的方式表达观点或政见，怨而不怒，不刻意放大负面效应。
    正如小说中写到：在某县的中共河套地下党史座谈会上，那些历经革命和政治运动最后活下来的“老革命”、“老领导”、“老同志”，他们谈及历史时：“也偶尔触及到自己某根闲置已久的神经，唤起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某些痛苦和悔恨的记忆。回首往事，在那样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们的经历也并不完美，也有错误的时候，也有错怪别人的时候，也有跟着错误倾向整人的时候……他们谈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自省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强调：“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小说也有男女情感的线索和描述，于此也是雅正、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
    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了这一点，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可贵的品质。
    今天我们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应该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于此，我们要得到的感知和正能量，都从小说中获取和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