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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鲁尔福、科塔萨尔这样的作家也都是大写的人。他们的作品绝不是政治和思想的注解，但是，把他们的艺术作为技术间题来处理则是更严重的误解。
在艺术的领域里，潮流和时尚像人的口味一样，总是要变的；不变的，是化为艺术的人类最本质的感情。一切没有真挚感情基础的先锋文学早晚要枯萎，到那时，真正的先锋才会为人们认识。在涉及拉美文学的这个段落里，我想向人们介绍一位秘鲁20年代的文学先锋--塞萨尔·巴列霍（1892一1938）。他从未自诩先锋派，但他是真正的先锋。他的丰富的诗歌创作来自一块贫穷大地的哺育。
写尽痛苦
巴列霍被人们称为一个写尽了痛苦的诗人。有人曾这样评论说：在今天这个到处买卖快乐的时代，一切过分的幸福都是不道德的；为此，我们感谢塞萨尔·巴列霍吟诵了痛苦！[1]
1892 年，巴列霍生于海拔3000米的秘鲁山区；1938年的一个阴雨天，巴列霍死于巴黎，应验了他18 年前在一首诗里的预见。死因不明，医生们诊断为饥饿所致。毕加索依据他的的遗容画了许多幅素描，神秘的黑白笔触再现了巴列霍山鹰般的目光和忧郁的神情。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曾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巴列霍时对他的印象：“我从未见过一张如此忧郁的脸。”[2]
巴列霍的个人经历充满了痛苦。当年轻的巴列霍感悟到发自内心的艺术冲动时，包围着他的是边远山区的闭塞和拉美都市的保守。30岁之前，他连续体验了丧母、失恋和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监禁一百天的滋味。30 岁时，他发表了早于拉美先锋派诗歌许多年的《特里尔塞》（这是一个自造词，由“悲伤”和“甜蜜”组成，也许可以译为《忧伤的温情》），这部在西班牙语诗坛最具有突破性的诗集如石沉大海，反响甚微。翌年，他几乎身无分文漂洋过海，来到巴黎。他曾幽默地预言：“我在巴黎将啃石头。”玩笑不幸言中，饥饿伴随了他半生。巴列霍常年病魔缠身，几次住进使他万分厌恶的医院。
然而个人遭遇不足以解释他的痛苦。
巴列霍是一个天性过于敏感的人。这种气质在他身上体现为深切的同情心和细腻的艺术感受力。他写过一组有关住院体验的散文诗。肉体的痛苦、心灵的折磨、人生的荒谬，借着医生的脚步声、病床下的一双空鞋得到切肤的传达。他有一首名诗，题为《黑色使者》，诗中那独特的形象和巫语般的调子，把沉重的感受如镂如刻印在读者心中：
人生有一些打击，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它们像上帝的仇恨；
似乎面对这些打击，
人生的所有苦水都倒流进心里……
我不知道！
……
而那个人……可怜的“人”……可怜的人！
他回过头来--像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
他转过疯狂的视线，
往日的一切经历，
像一洼愧疚，
积蓄在目光中。
人生有一些打击，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然而超常的敏感也无法概括他的痛苦。
大陆
巴列霍是拉美大陆之子，被欺凌的大陆用苦涩的乳汁养育了巴列霍的诗魂。
巴列霍的爷爷和姥爷都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神父，祖辈中的女族是印第安妇女，这是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共同“身世”。历史断裂造成的特殊人格和拉丁美洲在现代文明中的边缘地位，使拉美人的血质里有一种忧郁。巴列霍曾在一首诗里写出了这种边缘人的感受：
我出生的那天
是上帝生病的日子
那天他病得很重。
山区拉美人的性格尤其如此。我们曾在音乐一节里讲过那个印第安音乐家的故事，他曾用死去的爱人的小腿骨做笛子吹奏出优美的亚拉维，“寒冷、闭塞、贫穷，苍天、高山、鹰和羊驼，苍凉的排箫和单调的山泉：自然环境磨去了高山拉美人语言中一切无用的词汇。更主要的因素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压抑心理。他们的言谈简练，带着宿命论的语调。同是秘鲁人的马里亚特吉认为，巴列霍的诗常在结尾处出现”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常挂在嘴边的”有什么用！“的回音。马里亚特吉还指出，巴列霍诗歌中表现出的悲观主义没有任何文学的渊源，”它像印第安人的悲观主义一样，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感情。它与东方的宿命论有一种模糊的联系，这使它更接近奴隶们的基督教或神秘教的悲观主义。”[3]巴列霍从未背叛过这种生命本色，他的诗歌语言也因此含蓄、简练，敢于朴素化、口语化，摈弃了一切无用的文学性修饰。
巴列霍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印第安主义文学运动，也没有在诗中直露地为印第安人呼吁，但是他的诗浸透着印第安式的感觉：
我靠两根笛子理解这一切，
我凭一支竖笛让人理解我，
其余的，去他妈的吧……
巴列霍出生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领美洲400周年的那个年份里，积蓄了400多年的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凝聚在巴列霍的诗句中：
时光用它的铁爪
把房屋抓得千疮百孔，
一头金色公牛的剪影
悄悄爬上了房屋的大门，
那平静的轮廓
又掠过临近的棚圈，
公牛听见了街角的祈祷，
《圣经》般古老的瞳仁里
透出对勇武的种牛时代的怀念！
……
我双肘支在院墙上，
当暗色的染料在心灵深处取胜，
当清风在僵硬的枝条上
奏出竖笛胆怯、模糊的泣声，
我吐出一息痛苦，
眼前金红色的昏黄中，
死去的田园诗那悲哀的蓝
在默默流泪！
这是一个未到成年就被剥夺了母亲庇护的种族，诗人巴列霍以比常人强烈十倍的敏感咀嚼孤儿的滋味。他写了许多首怀念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诗。他深深地爱着母亲，怀念母亲；但他怀念的不只是自己的母亲，而且是整个种族的母亲。
在诗集《特里尔塞》中的一首长诗里，巴列霍深情地回忆幼年时，母亲怎样像喂小鸟一样哺育他和兄弟姐妹。这首诗的结尾是一段对母亲的呼唤和对世界的抗议，种族的孤独感已和人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
大地在你的沉默中倾听，
听世人怎样向我们收钱，
因为你给了我们那块吃不完的面包，
因为你使我们住宿在这人世间。
但是，你肯定知道，
在我们小的时候，
当你把这一切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抢任何人的东西，
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
旅欧的经历使巴列霍体会到了更加普遍的人性，但是，欧洲对于他来说永远是一个异己的他乡。在一首作于巴黎的诗里，巴列霍以对母亲（已去世多年）的口气写道：
母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叫作巴黎。
一个又大又远的地方，
一个……一个大极了的地方……
无论是在秘鲁的首都利马，还是在巴黎、马德里，巴列霍总是想念着山区那两条弯弯曲曲的白色小道，“他的心沿着这两条小道步行回了家。”
巴列霍从未嫌弃这块被世界遗忘的土地，无论走遍天涯海角，大陆永远在他的心里：
我秘鲁的群山啊，这世界上的秘鲁，
地球脚边的秘鲁啊，我和你在一起！
一次，巴列霍考虑用塞萨尔·秘鲁的笔名发表某篇作品，他死后，一位好心的朋友曾替他的”浅显“解释。其实，巴列霍没有必要为这个没有实现的念头害燥：他是一个秘鲁诗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4]
穷人
巴列霍爱着这块贫穷的大陆，爱着这块贫穷大陆上的穷人，巴列霍自己就经常生活在赤贫的边缘。这个简明的三重性也许就是理解巴列霍的一个重要人口。马里亚特吉曾说他是一个”通晓贫穷的神秘主义者“[5]。他的诗里充满了对穷人深切的同情：
人们喝着早茶……潮湿的泥土
从墓地送来亲人的血气。
冬天的城市……木轮车揪心的行进
似乎拖载着
一份锁住的斋戒激情！
如果能敲开每一扇柴扉，
问询某个不知姓名的人；然后
看一眼那些穷人，默默哭泣的穷人，
并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新鲜面包分送给每一位；
如果能让那双神圣的手，
趁着一束光芒的闪现，
挣脱十字架上的铁钉，
去抢富人的葡萄园！
清晨的睫毛，请不要抬起！
请把每日的面包赐给我们，主啊……
我这一幅筋骨属于别人；
也许我曾偷了它们！
我所给予自己的，
或许曾分配给了他人；
我想，假如我未降生，
另一个穷人将端起这杯咖啡！
我是个卑鄙的窃贼……我无地自容！
在这寒冷的时刻，大地
人烟浮扬，又如此凄楚，
我多想敲开每一间小屋，
向任何一个陌生人请求宽恕，
并为他制作一小块一小块的新鲜面包
就在这里，用我心中的烤炉……！
这首诗的题目叫《我们的面包》[6]。
巴列霍在诗中直接描写了一些劳动者：印第安人、铁匠、农民、乞丐、犯人、脚夫……这些诗不多，但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动的真诚敬意和体贴人微的柔情。在一首题为《黑影》的诗里，巴列霍描写了一个在黑影里干活的铁匠：
连苍天都抽泣着休息了……
难道胡安不累吗？
胆小的黄昏败下阵来，
熔化在铁匠的嘲笑中，
铁匠猛兽般地工作着，
凄冷的严寒撩拨着他汗水涔涔的皮肤……
在诗的结尾，巴列霍这样赞颂铁匠：
看那夕阳中的剪影：
高举铁锤的臂膀，
迎着火光砸向铁砧。
好一座无名的山峰，
它总是第一个迎击阳光的偷袭，
为着它是群峰之顶！
在另一首描写乞丐的诗里，巴列霍写进了一个在公园里”像悔罪的影子“一样行乞的老人。节日的公园不理睬老人，夕阳西下，老人消失在黑影中，而诗的结尾却如旭日东升般辉煌：“落日在那隐去的肮脏袍影里，迎着一派伟大的奇迹，为一颗璀灿的宝石哭泣。”
巴列霍直接描写劳动者的诗歌并不多，但这些诗往往都是一些相对难懂的诗。巴列霍没有写过政治宣传品式的诗。他在进人艺术创作时，情感己经变成了语言。他并没有因为描写的是劳动者，就降低语言的水平。有人评论说，巴列霍的诗难懂，这并不是因为他只为少数人写作；恰恰相反，他希望对所有的人说出尽可能多的话。紧张的心情使他的诗负荷过重，过于浓缩。他的语言有一种《圣经》语言的味道。
在巴列霍的诗里，爱的对象、同情的对象从每日所见到的具体的穷人，上升到广义的、孤立无援的“人”：
爱那个身上有臭虫的人吧，
还有那个在雨中穿着破鞋的人，
那个用两根火柴为只有过一块面包的死者守灵的人，
那个在一道门前受窘的人，
那个没有生日的人，
那个在火灾中失去了影子的人，
那个看着像鹦鹉的动物，
那个看着像人的可怜的富人，
那个真正的不幸者，贫穷的穷人！
……
爱那个会跌倒、会哭的孩子吧，
还有那个跌倒了却已不会哭的男人！
巴列霍本人一生没有摆脱贫穷的困扰，赤裸裸的饥饿是他生活和诗歌的一大主题。尤其在流浪巴黎的日子里，他靠给报刊投稿为生，多次濒于流落街头的边缘。从巴列霍的书信集中，可以读到许多让人感慨的段落，有许多几句话甚至一句话的电文向朋友告急：“四月份身无分文。”“病了，请多少电汇点钱来。”为了获得一份微薄的西班牙奖学金同时又不失去在巴黎的撰稿人工作，他不得不编造一份在西班牙外省旅游以至无法去马德里领奖学金的美丽信件，其实他当时根本没去过西班牙。巴列霍曾万分感慨地说：“靠写作解决了生计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超群者的头上永远戴着荆棘冠……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高贵的穷人。”[7]这种状况不为巴列霍所独有，当时有一批拉美知识分子、艺术家在巴黎咀嚼着边缘人的滋味。
巴列霍的诗在巴黎有了很大变化。浪漫主义和理想化的味道更少了，他的思想更加激烈。他对苦难的感受少了一分纯形而上的色彩，多了一份生存的气氛。他在巴黎写下了一首饥汉的诗：
……
就一块面包，难道连一块面包也不能给我吗？
……
怎么说也请给我吧，
哪怕是一块能坐的石头，请给我，
哪怕是一块能吃的面包，请给我，
哪怕是——
西班牙语能说出的随便什么东西，
总之，
喝的，吃的，住的，歇个脚的，
然后我就走开……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形式，我的衬衫
太破太脏了
而我已经一无所有，这很可怕。
时代、天性和地位孕育了巴列霍的革命思想。这是必然的，至少是自然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离革命只有一步。巴列霍在巴黎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永远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宴席桌子底下，我不知道革命是否主要来自穷人的愤怒。如果是的话，美洲的'革命使徒'们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到一支革命大军”。[8] 其实，巴列霍在年轻的时候，思想中就有了革命的酵素。29岁时所经历的一百天监狱生活像一个触机，引发了他对法律的怀疑，而且他的怀疑一开始就是本质性的挑战。他在一篇作品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犯罪分子，或者，我们所有的人从来都是罪犯！”
巴列霍1931 年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他曾三次访问社会主义苏联，并写了多篇报导。但是，巴列霍不是一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更多的拉丁美洲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和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他曾称赞过托洛斯基的见解，在《西班牙，我喝不下你这杯苦酒》里，有一首很奇怪但寓意也很明确的诗，在诗里，巴列霍提醒人们“警惕没有锤子的镰刀，没有镰刀的锤子……警惕那些新的权贵……那些百分之百忠实的人……警惕空气以外的天空和天空以外的空气……警惕未来·……”。研究者们根据分析认为，巴列霍在这里让人们警惕的，是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内、外野心家。
巴列霍是一个革命者，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在一篇题为（艺术与政治）的杂文中，他提出，艺术家必然具有政治敏感，政治上的短视与高尚的人性、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相悖；但是，艺术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参与政治，不是筑街垒、蹲监狱，而是唤起人们新的政治敏感，是给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艺术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显示于第二天，而可能显示于几个世纪之后，“否则还要这些精神大师干什么呢？”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雅可夫斯基无法与陀斯妥也夫斯基相比。
宗教感
正如我们在宗教一节里所提到的，拉丁美洲人民是很虔信的人民，但是，宗教感在拉美人民中间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和爱的感情，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更带有自然的本色，更具有人的面孔。这种特点在巴列霍的诗里很鲜明。巴列霍的上帝是个有人情味的上帝。巴列霍爱他，同情他，向他学习，与他争论。
巴列霍在利马的大雨中承接上帝爱的泪滴，在轰鸣的雷声里辨析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他写过的一首题为（雨》的诗：
利马……利马下雨了，
污浊的雨水来自撕肝裂胆的
痛苦！利马下雨了，
雨水是你爱心的渗露。
请别假装睡去，
别忘记你的诗人；
我已经理解……理解了
你的爱在人问的方程。
在竖笛的神秘音韵里，
暴风雨般的、黑亮的美玉轰鸣，
那是你巫语般的应声。
然而，下起了傍沱大雨
大雨扑向我的小路，我的棺柩，
棺柩之中，我为你形销骨立。[9]
巴列霍与上帝一起在海边散步，觉得“你离我很近很近”。巴列霍在为肉体之爱的脆弱哭泣时，想到上帝一定会哭得更悲伤，因为上帝所爱的人世是一个更大的肉体，上帝因为它永远没有心思微笑。巴列霍和上帝一起玩骨牌，他告诉上帝：
我的上帝，在这寂静的黑夜里，
你已无法再玩下去，因为地球
在千百次冒险滚动后，
已是个被磨圆的色子，
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
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
这种人道主义感情的极致就是人与上帝的认同：
我的上帝，如果你是人的话，
今天你就会当好上帝；
可你总是过得很舒服，
你一点都不为你的造化痛苦，
而人却为你苦着--上帝是他！
巴列霍后期的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转向艰涩，直接涉及宗教的诗极少，《特里尔塞》第31 首几乎是诗集里唯一一首明确以上帝为题的诗，也是诗集里仅有的两首谈及希望的诗之一。这一点意味深远--上帝的终极含义是希望：
希望在棉花堆里呻吟
……
上帝吃惊地摸着我们的
脉搏，表情严肃，默默无语，
像父亲费劲地扪及小女儿
纤细的脉音，
他费劲地，拨开血淋淋的棉花，
用手指捏起希望。
主啊，我爱你……
这就够了！
巴列霍是一个真正痛苦着的诗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背叛希望。就像在这首诗里，希望是一丝难以辨别的微音，巴列霍还有一首诗，通篇谈绝对的痛苦，但那首诗的题目却是《谈谈希望》。巴列霍因绝望怀着希望，他的希望来自信仰。巴列霍受洗的教名为塞萨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仰者的象征。
灵与肉
激烈的精神搏斗和动荡的生涯需要一种平衡，这就是女性的温柔。巴列霍一生写过许多涉及女性和情爱的诗，这些诗都写得很美，很真，也很痛苦。
30岁前，巴列霍与三位女友的断交都曾使他十分痛苦，尤其是与未婚妻奥蒂莉娅关系的破裂，当时她已怀孕。巴列霍对此没有留下具体的文字，也没有人能想象他当时的感觉，他表面上仍然衣冠整洁，只是常去酒馆。但是那个时期的诗里有不少痕迹：
都结束了：爱语，昵称，
只剩下绵绵苦难伴着我的成年
和我们这没有来由的人生。
对于巴列霍成年的孤独来说，女性无疑意味着一种拯救。他在陶醉的片刻里实实在在地说：“现在不空了，就是摸着也不空了。”
巴列霍本质的痛苦与具体的人、事没有决定性的联系。他的一次次痛苦不过是灵与肉搏斗的一次次演绎。他感受着女人，更感受着神秘的肉体：女人，你是灼人的黑色的浪，你是盛满阴影的黑色圣杯……女人，因为你而有了以本能为质地的肉体。在《特里尔塞》里，这些细腻的感受变成了无法表达的痛苦。爱的极致是“无声的喧嚣”--这个词组estruendo mudo在诗里变形为odumodneurtse，它己经不可能念出！
巴列霍强烈地感受着肉体，却又强烈地盼望纯洁的爱情。肉体的满足同时孕育着缺憾。在亲吻中，男人和女人互相赠与的是“残生的暂时复活”。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为爱人不可造就的灵魂而作》，表达对单纯的肉体之爱的不满：
……
我在炼炉里熔化了
多少女人那土色的铁，
这炼炉就是我的信仰。
我曾想在异端的铁砧上
把你打磨。
……
既然你从不愿
在我形而上之爱的激情中
再塑一个你，
那么请让我抽打自己吧，
像一个有罪的人。
巴列霍那么强烈地爱女人，却又那么坚决地宣布：“爱只有在不'爱'的时候才是强烈的！”一个真正懂得性爱之美的男人却像苦行僧一样狂热地呼唤：
来吧，我的爱人，抛开肉体
带着你那让我吃惊的神的血液；
让我做个像上帝一样的男人，
像他一样去爱，去孕育，
放弃感官的欢愉！
美在人间是一种诱惑，对于有诗人气质的巴列霍则是更大的诱惑。有着过于敏锐的感受能力不仅意味着幸福，更意味着痛苦。灵与肉的美同时从两极撕扯着他，他在缺损中追求完美；追求愈烈，完美愈难：
在没有祈祷声的地方，
爱就是一个犯罪的上帝。
心理学家们说，男人在一生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成熟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分别依恋三种不同的阴极象征：母亲、女人、死亡（死亡在有阳性词、阴性词之别的西班牙语里是阴性词）。巴列霍却在陶醉中混淆三种女性的界限：
“母亲替我拢好大衣的领子，不是因为天要下雪，而是为了让天下雪。我父亲的女人爱上了我，她逆着我的出生、朝着我的死亡走来。”
“爱人，请为我拔下双翼上的钉子，哦，我再生的母亲。”
“墓穴是永恒的洞房，在温柔的黑暗中，所有的人都在爱的共同约会里相聚。”
巴列霍只活了46年。他活得太快，打乱了心理分析家们所说的生命节奏。
西班牙
巴列霍终生漂泊，从年轻时逃避追踪始，坐监狱，漂洋过海，离家远行，还要加上几次几乎使他绝望的医院监禁。伴随着流浪人生的，是诗中屡屡出现的告别、出发，被追踪的逃犯感觉、疲惫不堪的旅人心情。
无法说清，究竟是漂泊的生涯造成了旅人心情，还是“道路的祷词”制造了不安定的一生。巴列霍总是觉得没有着落，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这幽灵般的等待就是追求的投影。苦苦的追求耗尽了他一生的热情，他只顾匆匆前行，哪怕：
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我知道它，但偏偏
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哪怕我们的脚
一瞬间踏上了它
仍然如同从未到达。
此生中我们不时看见它，
这个地方走啊，走啊，
走成了一串地点。
在比我本人还要近的地方
在比我这对卵黄还要近的地方，
我隐约看见它总是离命运很远。
你们已经可以步行着去了
或者纯粹凭着感情去吧
那是个连贴邮票也寄不到的地点。
对那个伟大的“任何”地方，
你要是想向它殖民
那道茶色的地平线将会塌陷。
然而我所知道的那个地方，
它的确在这个世界上，
不折不扣地肩扛着背行走。
“把这面镜子深处半开的那扇门关上”
“这扇吗？”
“不，它的姊妹扇。”
“关不上。
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那个门闩还没加工好的地方。”
我所知道的那个地点就是这么个样。[10]
巴列霍终于走到了一个终点。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全世界的良心都注视着这场邪恶对正义的暴虐、强者对弱者的屠宰。身处欧洲的巴列霍迎来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37年，巴列霍写下了《1936 年10月·巴黎》这首诗，这是一首预感个人生命死亡的诗。巴列霍的生命已神秘地接近尾声，西班牙内战像一股强劲的血液，奇迹般地延缓了巴列霍的残生，巴列霍对这场战斗也倾注了毕生最后的热情。
就这样，西班牙内战天意般地成了巴列霍的人生解决。在这场投入中，诗人与历史在叉路口会合，彼岸的希望与此世的希望融为一体。巴列霍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个人如此渺小，从未意识到个人的能力如此有限。这种感觉使我迷惑。”人民的神圣热情深深感动了巴列霍，巴列霍把一个诗人所能具有的一切理想、激情恭恭敬敬地献给了人民：“诗人向武装起来的苦难致敬！”在这场投入中，诗与它苦苦寻找的读者也千载难逢地相遇。巴列霍为内战留下了一本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你这杯苦酒》，此处的“杯”与宗教仪式中的“圣杯”是同一个词。零散的诗篇以各种手抄本在战壕里，在共和派战士手中传阅，而第一个以战时版本出版了这本诗集的也是共和派的战士。
内战期间，有人写了一本题为《我作证》的纪实作品。其中提到一个尸体被打烂了的农民民兵，人们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他手写的传单，错字连篇，内容激动人心。巴列霍以这位普通农民战士的故事为题写了一首长诗，每小节的结尾都以同样的错字重复了传单上的句子：“束告全体战友！”诗的尾句是：“他的尸体充满了生命。”此诗深为战士们喜爱。
正义是神圣的。在巴列霍的眼中，共和国保卫者的战斗升华为人类的圣战，历史的象征意义被烘托出来：
这是战斗吗？
不！这是激情。
激情的前面走着
被希望关在铁窗里的痛苦。[11]
巴列霍的诗句“杀死死亡！”成为一句当时脍炙人口的诗的口令。
巴列霍还模仿《圣经》故事的口气写了一首题为《群众》的诗，在这首诗里，“群众”，即人类同情心的力量，堪与耶稣基督使亡人复苏的奇迹力量相比：
在战斗结束之际，
战士已经死去，一个人向他走来
并对他说：“别死吧，我多么爱你！”
但是那尸体，啊，魂魄渐离。
两个人走近他，也这样对他说：
“别离我们而去！勇敢些！复生吧！”
但是那尸体，啊，魂魄渐离。
二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五十万人向他涌来，
呼喊着：“这样深情的爱依然于死亡无奈吗？”
但是那尸体，啊，魂魄渐离。
一百万人簇拥着死去的战士，
异口同声地祈求：“请留步，兄弟！”
但是那尸体，啊，魂魄渐离。
这时，地球上所有的人
将他紧紧地围住；那尸体，既忧伤又感动，看见了他们；
他慢慢地直起身来，
拥抱了眼前的第一人；迈开步向前走去……[12]
在那个历史时刻里，正义者的阵营很早就感到了失败的结局，他们只是默默地坚守着正义。巴列霍则在历史进程中实践着他的“绝望中的希望”。胜利与否已经无所谓，唯要坚守的是让希望存活：
如果西斑牙母亲倒下的话，
——我只是这么假设——
出走吧，属于世界的孩子们；
走出去寻找她……
当血泊之中的西班牙传来最后的噩讯时，巴列霍已陷人神秘的高烧昏迷--血快要流尽。巴列霍在谵语中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我要到西班牙去……”临终的巴列霍是幸福的，他在想象中战胜了孤独。
只有像巴列霍这样一位苦难大陆孕育出的诗人，才有可能在人民的历史进程中感受到温暖。
真正的文学先锋
巴列霍一生写了300多首诗，生前只发表了一半左右。他的诗集辑在《黑色使者》（1918）、《特里尔塞》（1922）、《西班牙，我喝不下你这杯苦酒》（1937）、《人的诗篇》（1939）等四部诗集里。1988年，为了纪念巴列霍诞辰100 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出版了《塞萨尔·巴列霍诗歌全集》。
对于痛苦之中的巴列霍来说，美好的诗无疑是一种安慰：
当太阳穴敲起它凄楚的鼓点时，
当刻在匕首上的梦使我痛心时
真想在这诗句上永远停留！
然而，一般的诗并不能平抚巴列霍激烈冲突的灵魂。美洲灌输给他的是原初的痛苦，美洲要求于他的是彻底的思想、全新的诗。新诗的诞生如同一场伟大的难产，巴列霍用无数奇绝的形象描述这种艰难。他称新诗为“一个孤儿般强大的新的单数”；他称新诗的诞生为“永恒的前夜”，称新诗的诞生地是一个“还没有海的海岸”。
为了理想中的新诗，巴列霍在语言的边缘冒险，他的诗是对语言的强求。巴列霍至死认为自己“只有本领表达死亡，却无法表达生命。”然而，语言的奇迹就在这痛苦的搏斗中诞生了，他对于语言的特殊感受能力，他驾驭、改造、更新语言的能力使当代评论家们至今望洋兴叹。我们在巴列霍的诗里既感受着语言的力量，更感受着巴列霍无法言说的激情。巴列霍的诗是他的心电图，它们像一切真正的诗一样，是不可译的，我的试译也是一种强求，而且只译了一小部分勉强能够译出的诗。
巴列霍创造的是新诗，但不是新潮诗。巴列霍时代的拉美文人多数以追上欧洲先锋派的步伐为荣，巴列霍却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他指出：“怯懦或贫乏是大多数先锋派所以形成的原因，他们求救于先锋派文学，并以'专业秘密'自我保护。”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来自区区小国秘鲁的巴列霍从未完全信任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文艺流派，认为它的纯艺术倾向掩饰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情调。巴列霍珍视的素质是“真挚”，是“发自内在生命的、本土的冲动”。他认为“真正的新诗应基于一种新的感悟，新诗是简朴的，富有人情味的，初看也许并没有新意的。”后来，“感悟”便成为围绕巴列霍的一个常用词汇。
当大多数先锋派艺术家在潮流过后销声匿迹时，巴列霍却被当代人一点点地再认识。他的诗歌对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一些大诗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波多黎各这样一个小国影响了整个知识界的精神生活。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了一阵重读巴列霍的热潮，因为时代凭着敏感嗅出了巴列霍彻底的反叛性。但是，巴列霍至今也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诗人，他并没有很多读者，他的读者都是和他一样彻底的人。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的诗人，作为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诗人，巴列霍的诗歌语言给古老的西班牙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重大的革新，揭示了无限的可能性。巴列霍出生在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毁灭的古老印加帝国的土地上，然而他却将最后的一腔热血献给了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个结局意味深长，一个深藏自尊的“穷人”给予世界的教育正在于此。
注释
[1] 《美洲纪要》杂志，1992，N.34，p.13
[2] 安德雷·科依内：《塞萨尔·巴列霍》(Andre Coyne: CESAR VALLEJO, Ed. Nueva Vision, 1968, Bs.As, Argentina, p.16)。
[3]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年。第260页。
[4] 安德雷·科依内：《塞萨尔·巴列霍》，140页。
[5] 《美洲纪要》杂志，1992，N.34，p.15
[6] 塞萨尔·巴列霍：《诗歌全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出版），第78页。
[7] 塞萨尔·巴列霍：《艺术杂谈》，《书信集》。p.155.
[8] 塞萨尔·巴列霍：《书信集》，p.174.
[9] 塞萨尔·巴列霍：《诗歌全集》p.100.
[10] 塞萨尔·巴列霍：《诗歌全集》p.295
[11] 同打8页注①，p．加2.
[12] 塞萨尔·巴列霍：《诗歌全集》p.475.
摘自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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