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我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清华教授之邀，去该院励耘学术报告厅做一个名叫《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的讲座。当时只带着一份提纲，没有现成讲稿。未想这个粗糙简单的提纲，后来竟成为我系统思考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的一个起点。讲完从报告厅跟清华到他教研室休息，有两位硕士生杨晓帆（文艺学专业）和苗绿（当代文学专业，是清华的学生）又到教研室与我闲聊。我这才知道，本科时杨晓帆是王一川教授的学生，硕士则跟了陈雪虎教授。但她一个学习文艺学的硕士生为什么会对当代文学感兴趣？却令人奇怪。那时候，杨晓帆和苗绿都是高挑瘦削的年轻女孩子，蹦蹦跳跳的，一副刚从本科阶段进入硕士生的清涩姿态。大概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有一天王一川教授给我打电话，告知杨晓帆要到我课堂上旁听，询问可以不可以？我与一川教授从1996年到2005年共九年，住在北京学院路附近的一个教育部的小区里，是分配给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栋居民楼。于是，成了邻居和朋友。我与一川教授性格各异，习惯不同，但有默契感，属于性情相投的那种朋友罢。一川在电话里推荐说，杨晓帆是北师大文学院第一届文史哲实验班的学生，在90多人的班上，是学习成绩最突出的两三位同学之一，语气里有不少唯才是举的热情。
    这算是我与晓帆认识的开始。差不多有一个或两个学期的时间，也经常是风里雨里的，她每周四下午都从北师大老远地跑来，在我教二楼课堂上旁听“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讨论课。当时教室里有杨庆祥、黄平等一帮学生，称得上是人才济济，气氛比较热闹。也因这种因缘际会，晓帆与他们逐渐成了朋友。每次讨论都安排有专人讲，接着另一周下午是大家围绕讲过的题目进行讨论。几周之后，晓帆开始参与我们的讨论，因为事先做过详细的资料准备，加之她有文艺学理论的底子，所以在课堂上比较如鱼得水。晓帆是一个见人就笑、态度委婉谦虚的女孩子，加上年纪比庆祥、黄平等人略小几岁，大家都喜欢上这个凡事认真且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女学生来。晓帆也不认生，仿佛是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情形，这也让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是差不多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她在我们课堂上讲了什么内容，以及我们讨论的具体作品和现象，现在已记不清楚。不过，通过这种不要学分、纯粹是为学术而来的旁听本身，我直觉也感到杨晓帆是很有学术敏锐性的好学生，似乎也把投身学术研究当做了很远的设计和志业。我在人大工作这几十年，也差不多练就了一副观察过往的无数学生的“火眼金睛”，不管学生怎么在我面前表白，我都能凭这种直觉来看和选择学生。大概其他学校的老师都是如此？也未知可否。
    2009年上半年，晓帆决定报考我的博士生，当时报名的人很多，差不多三十几位报考者罢，有不少还是学界同行推荐过来的学生、熟人。几经激烈竞争，到面试这最后一轮，只剩下两三个竞争者。最后晓帆靠清晰准确和富有见识的答辩，从最后一轮中胜出。对我录取一个本来不是很熟悉的学生，杨庆祥私下有一个评价：“有公心。”算是对自己老师的褒奖罢。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只觉如果遗漏了一个能看到其前途的好学生，第一于心不忍，第二也是一个损失。果不出所然，9月份杨晓帆进来后（此时庆祥和黄平等已毕业到两所大学就职），很自然地成为我课堂上的“第一辩手”，也可以说写文章和参与讨论的绝对主力军罢，为当时已显出在走下坡路的这门讨论课增色不少。晓帆念博二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夏天，我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刘禾教授来人大做系列演讲，因为太忙，我请本院的几个教授分别担任讲评工作，杨晓帆则做讲座秘书。刘禾的讲座在北京十分叫座，不光北大、师大、清华和人大本校文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踊跃参加，就连北大和人大哲学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听说还进行过若干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依据晓帆的性格，她也是必然要站起来跟老师提问题的人。她对秘书工作的忠诚和细心，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清晰从容和理性的表达能力，都给刘禾留下很好的印象。过了一段，我与李陀、刘禾夫妇一起参加活动，回来照旧我开车送他们回家。在车上，刘禾突然提出能否邀请杨晓帆去哥伦毕业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问题，我当时还有点吃惊，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想，几个月之后，晓帆忽然告诉我事情成了，第二年秋天即可成行。原来，为晓帆去哥大，刘禾教授与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位著名教授还有过一番争执，该教授坚持晓帆必须是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而像现在只是“博士候选人”则无进哥大资格。这要感谢刘禾的坚持，否则此事只有泡汤的份儿。在哥大一年，晓帆除听刘禾的课，还选修了其他教授的课程，应该收获不小。关键是对纽约这座大都市有了切近的了解。她在美国时给我发过几张风景照，还有参加一些左翼人士活动的其他照片。回国后，倒不像其他人老在我面前叨叨不休说什么美国美国之类，从中也可以看出晓帆性格中为人比较低调和谨慎的一面。
    晓帆是那种凡写文章一定要有七八成把握，才动手去做的慢热型的人。从不好方面讲，有点儿拖沓，但从较好的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她从入学读博到毕业至今这七年多，统共才写过不到十篇较长篇幅的论文。在我看来，这些文章至少有这么几篇的质量是上乘的，并不逊于同龄人的好文章：例如《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获得《南方文坛》2009年度优秀论文奖）、《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获得《文艺争鸣》2013年度优秀论文奖）、《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心灵史>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获得2015年度“唐弢青年文学奖”）等。获奖论文未必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章，但一般而言能够获奖，尤其是在竞争激烈中奖项的文章，大抵还是不错的。《知青小说如何寻根》从阿城的短篇小说发表、被人评论以及寻根思潮兴起后，又被寻根理论纳入“寻根小说代表作”这样一个曲折完整的过程，来观察知青题材的小说（因为此篇发表在“寻根”思潮出现之前），因何种文学史的机缘再次被命名的现象。这篇文章的难度，在于理解“知青小说”是如何变成“寻根小说”的复杂过程，以及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力量改变了历史走向，将两个好像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巧妙嫁接到一起的。晓帆这篇文章又披露，在没被认作“寻根代表作”之前，阿城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谈”都与“知青故事”有关，被重新认定之后，他口气变了，一直使劲地把这个知青故事往“寻根”思潮需要的历史叙述上说，往那里靠。这种历史分析的精彩点，不在“揭露真相”，而在非常客观、冷静和超然地将这种历史叙述推回到原来的历史情境之中去。于是，同代作家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小说现象，它们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手法的“转型”的难题，就这样被充分揭示出来了。
    从现在情形看，杨晓帆学术上的出道是比较顺畅的，但并不表明她以后的发展道路一定能够看清楚。一般而言，从事学术研究最后做出点成绩的人，都是能耐住寂寞的，韧性、耐力和不愿从俗入流的眼光心境，可能会比才华和机会更为重要。大凡自以为才华横溢而且事事顺遂的人，假如不愿意再下笨功夫，不愿意选择寂寞枯燥的生活，中途夭折的几率一般都较高。作为晓帆的老师，我希望她能在事业顺畅的时候屏声敛气，练好内功，培养定力，为了去走那条更远更远并不平坦的路。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