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倴城，跟现在的倴城有很大区别。那个时候，倴城更像个哀伤的村庄，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我经常从另外一个镇上的税务所回家，然后去唯一的书亭买书。有一天，书亭老板递给我一个纸条，斟酌着说：“有个叫刘荣书的人……是开锹厂的，留下这个号码……要是有喜欢看书的，可以给他打电话。”我犹豫了片刻，还是记下了那个号码。某天值班，突然心血来潮，就给这个开锹厂、喜欢读书的老板打了电话。我生性内向，我已忘记了当时是如何鼓足勇气拨这个号码的。我唯一记得的，是我们通了两个小时电话。在电话里我们谈到余华，谈到苏童，谈到格非，谈到铁凝，谈到李敬泽，谈到程永新。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让我们的声音都禁不住颤抖起来。我记得我放下电话时紧紧捂住了嘴，仿佛想让这甜美的秘密让我窒息，后来我不得不将窗户猛地推开，大口大口呼吸着樱花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们约好了礼拜六见面。正是雨季。我穿上雨衣骑上摩托车奔往刘荣书的家。他们村是全亚洲最大的钢锹生产基地。到达那个灰蒙蒙的村庄时雨仍在下，一个漂亮端庄的女人（无疑是他老婆）热忱地接待了我，说刘荣书是大队的现金，正忙着结账，一会就回来。我局促地地翻看着他们家相册。他长得像韩国明星张东健。若干年后，我们一群朋友开着车去市里看《无极》后，大家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昆仑奴，我要吃肉。”
    在大队的会计室喝的酒，从中午12点喝到晚上7点。我们两个人喝了三瓶白酒。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小说展开，我发现我读过的小说他都读过，他读过的小说我却大都没读过。晚上住他父亲家，他给我烧水，他给我端洗脸盆，他给我找拖鞋，他给我翻干净的擦脚布。翌日醒来，他早早给我煮了大米粥，煎了鸡蛋，然后大声和工人们谈论机器的故障问题。
    就成了朋友。那时他还没买车，都是骑摩托车找我。2000年春天，我经常在单位帮他打小说，他就在我身边坐着抽烟。我记得他在《雨花》发表的那几篇小说，都是我打的字。他那个时候还兼写小小说，刚获了《小小说选刊》的“金麻雀奖”。我到现在也一直认为，他的小说比我写得好，那种骨子里的纯净、清澈、疼痛、温暖，那种语言上的节制、留白、唯美、雍容都是我欠缺的。他刚写小说时家里还有稻田，晚上村庄轮流放水，他就卧在田垄上打着手电筒写小说，夜游的青蛙、蚂蚱、蚊子、蜉蝣不时蹦飞到他粗壮的臂膀上，让他的小说始终弥漫着河流、昆虫、庄稼以及黑暗的温净气息。这气息让人沉醉，又让人伤感。
    我们曾断交过，整整半年没说话。原因很简单，去另一个县喝酒，他觉得对方（官场里的文人）瞧不起我们，而我态度过于懦弱，除了言辞上过于温婉，更是没用酒量反抗。我记得对方派司机把我们送到我单位门口，他抱着我嚎啕大哭，说跟我不是一路人，就当从没交过我这个兄弟。我那时已喝了一斤白酒，十瓶啤酒，也抱着他大哭。后来就真的没往来，直到有一天在书亭碰到他。他的背影那么熟，让我禁不住拍拍他肩膀。后来他跟河北文学院签了约，去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夏天，送他去车站。他很亢奋。这跟他开会后的心态大相径庭。回家后他说，那些作家，著名的和不著名的，都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他觉得跟他们有种隔膜，他最好的选择还是安安静静写自己的小说，少与文界往来。那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短篇，其中《地理指南》被《小说选刊》选载，并入了那年的年度小说排行榜。而后一两年，他说自己一个字都没写，他说把琐事能处理好就不错了，小说只是种精神生活，而这种精神生活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奢侈的事：他要及时支付工人工资，他要向买家讨债，他要每个月带着患小儿好动症的儿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病，他要及时参加村里的会议，他要开车拉老婆从县城买衣服，他要去廊坊、去太原看亲爱的哥哥姐姐……想起他，我心里总是温暖的疼，那种弟弟对兄长的疼。是的，我能帮上什么忙？
    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他把工厂的机器都卖了。我问他以后有何打算，他说囤积了批纸张，60万元的货款下午刚打过去。作为一名小税官，我对金钱有着职业性的敏感。我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他大大咧咧回答，放心吧哥们，做买卖哪里有骗人的？要讲信用呢！没成想被我一语成谶。果真就被人家设了圈套，60万元一去不回。我觉得我比他还着急，天天问他债要回来没有。他今天在公安局，明天在沈阳的小旅馆里，后天在市里。这样折腾了将近三个月。前几天，总算开回了一辆别克，顶了26万元的账。他笑着说，呵呵，以后有新车开了。
    我看着他，我在酒桌上看着他，慢慢地眼睛湿润起来。这个无时无刻不得不在俗世中疲于奔命的刘荣书，这个让我时刻挂惦着的兄长，这个天才的但是不为人所知的小说家，此时正望着窗外思量什么。他在想什么呢？我无从知晓，我只有端起酒杯大声对他说，来吧，再喝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