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胡同院落的标志性古建筑，矗立在胡同中的一座青砖古塔，建于元代，砖塔胡同因此得名。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砖塔胡同老照片。王彬摄/光明图片
    在北京，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在当时的大都有29条胡同，而只有一条胡同有文字记载，这就是砖塔胡同。作为大都唯一有记载、有实体的胡同，砖塔胡同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与人文景观。然而，这条胡同却命途多舛，近些年，先是将胡同西段的旧建筑拆掉，现在又拟在胡同西段开辟南口，从而再次改变胡同面貌。这无论如何令人难以接受。
    万松老人
    在北京西四路口的西南，矗立着一座灰色的砖塔，埋藏着一位僧人的骨殖。它筑于元初，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北京旧城，今天的二环路以内，这是唯一的与僧人有关的塔。
    塔的主人万松行秀，是金元之际的高僧。行秀，俗姓蔡，山西运城人，生于金大定六年（1166），卒于元定宗元年（1246），世寿八十岁，即使在今天，也应该说是高寿了。万松行秀十五岁时赴邢州（今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得到大明寺雪岩大师的传授，豁然明澈。学成之后，万松行秀返回邢州，筑万松轩，聚徒授学，世称万松老人。
    金明昌四年（1193），应章宗之召，万松老人到中都，入宫说法，受到赏识，章宗赐给他一领袈裟。承安二年（1197），迁报恩寺。后来，他建造了一座不大的房子，自称是“蜗舍”，“榜曰从容庵”。蒙古人占据了中原以后，太宗二年（1230），他又奉昭主持万寿寺。万松老人是曹洞宗的著名禅师，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在分析曹洞宗的人物时说，“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于廉纤”，只有万松老人得到“大自在三昧”的法宝，“真世间之宗师也”，对他由衷佩服。
    耶律楚材也是金元之际的著名人物，原是契丹贵族后裔，辽丹东王突欲的八世孙。金贞祐二年（1214），他留守中都，为左右司员外郎。次年，蒙古人的铁骑攻陷了中都。很快，金王朝覆灭，耶律楚材无官可做了，于是拜万松行秀为师，得法号“湛然”。耶律楚材流传于后世的文集以“湛然”为题，便是由此而来。三年以后，成吉思汗听到他的名声，把他延请到幕下，太宗即位后，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耶律楚材随同成吉思汗西征时，万松老人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谈论治国修身的道理，只有八个字：“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对于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说不是一个制约。
    根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万松老人的骨殖塔，原本是七级砖塔。塔不高，只有一丈五尺。塔顶生满了乱蓬蓬的青草。不知什么时候，有人依塔建屋，远远望去，塔仿佛是从屋顶上面钻出来的一样。又不知何年，有人在塔下开设酒店，在塔檐上悬挂豕肩，在塔周围堆放酒瓮，刀钝了在砖沿上磨，酒人喝高了，依塔而拍之，歌呼笑骂，二百年不见香灯。万历三十四年（1606），有一位叫乐庵的和尚，看到这个情况，大为惊讶，不禁痛哭失声，遂募资化赎而居守之，虽然塔的环境没有变化，但“彘肩、酒瓮、刀砧远矣”。
    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奉敕对万松老人塔修葺，把七级加高为九级。民国十六年（1927），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鸠工重修，并于东开辟一门，额曰“万松老人塔”。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又修缮加固。现在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同之根
    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宋以前的城市以坊为单位，坊内不可以经商，经商只能到固定的市场。宋以后，这个制度逐步解体，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元便处于这个过程之中。在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中便详细记载了大都的市场所在地。根据文献记载，那时大都有五十个坊，而且每个坊都有名称，此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与“二十九胡同”。“火巷”原是用于防火的通道，后来作为街巷的代称。“胡同”则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延伸，原指水井，在汉语里演绎为狭小道路的称谓，而且成为独特的专称。
    这二十九胡同有没有名称呢？史无明文。即使是东四、西四一带，被地理专家判定为大都街道的遗存，也只有实体而无称呼，令人遗憾。但是，遗憾中还是有可以使人欣慰之处。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杂剧《张生煮海》，讲述一个叫张生的年轻人与龙王的女儿琼莲的恋爱故事。张生的书童问龙女的丫鬟，住在什么地方，丫鬟说：
    “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书童与丫鬟的对白，透露出丰富的北京历史地理信息。“羊市角头”，即羊角市，今天的西四；“砖塔儿胡同”即今天的砖塔胡同；“总铺”是什么？总铺是军巡铺的总称。那么，什么是军巡铺呢？军巡铺是防盗防火的哨所，设在坊巷之内。每隔三百多步，设一处军巡铺，有三至五名铺兵。若干军巡铺设一处总铺。军巡铺相当于现在的治安岗亭，总铺则相当于派出所。《张生煮海》里的丫鬟让书童到这个地方找她，对于大都时代的人，或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会觉得茫然，但是，对于居住在砖塔胡同里面的居民来说，自然又会觉得亲切。不仅亲切，而且会感到珍贵。为什么？因为，这是大都的胡同，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元代胡同之称，是北京胡同的根，而且从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史不绝书而斑斑可考。
    人文遗痕
    砖塔胡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痕迹。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由于家事纠纷，清代著名的女词人顾太清先后移居于西城的养马营与砖塔胡同。对这段生活，顾太清刻骨铭心。她在一首诗题中说：“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这一年载钊十四岁，载初七岁。被迫同顾太清移居府外的还有两个女儿，十二岁的载通与九岁的载道。四个儿女都处于少年与童年阶段。在这首诗中，有这样两句：“有儿性痴顽，有女年尚婴。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前一句是写儿女的顽皮与无知，后一句则暗泄与嫡子载钧不合。《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讲述汉文帝与淮南王相争，淮南王不食而亡，数年以后，民间流传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尺布可以缝在一起做衣服，一斗粟脱去外壳，也可以让大家共食，天下之大，兄弟之间为什么不能相容呢？
    1923年8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龃龉后迁居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在这里，鲁迅居住了近十个月，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幸福的家庭》等。
    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张恨水，也居住在砖塔胡同。1946年2月，张恨水买下了一所有三十多间房子的大宅，正门在北沟沿，后门在砖塔胡同西口。1949年5月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不能写作了，失掉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卖掉北沟沿的大宅，迁到砖塔胡同43号一所小院，直至病故。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小说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负有盛名的小说家，他的《啼笑因缘》也是值得珍惜的作品。鲁迅的母亲读不懂鲁迅的小说，却是张恨水小说的忠实读者。
    多舛命途
    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大都时代的建筑基本不存在了，屈指可数，只有阜成门内的白塔、土城的残垣，隐藏在西四道路下面的排水道，等等，都已经列为文物。同样，砖塔胡同作为大都唯一有记载、有实体的胡同，无疑是北京的文化载体，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而从大的区域看，砖塔胡同位于西四路口，这一带是大都的核心区域，是历史馈赠给今人的宝贵财富。
    就是这么一条本应让我们万分珍爱的胡同，却命途多舛。残酷的现实是，胡同西段的旧建筑，近些年已经全部拆除，改建为高楼大厦，现在又以通行不畅为由，将在胡同西段开辟南北方向道路。这不仅是对砖塔胡同的破坏，而且势必有损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胡同，难道仅剩下了通行的功能吗？
    尽管近年来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但在经济利益与部门利益面前，文物仍是弱者。我们应该改变这一现象，保护文物，保护北京胡同的根——砖塔胡同，这不仅是历史、今天，而且是未来赋予我们的义务，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
    （作者：王彬 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