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它明显而突出地标志着：在我国战国时代，我们祖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庄子，他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与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无疑地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在文学语言方面，它却起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他的文学造诣是可以同当代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的。明末金圣叹把《庄子》和《离骚》列为我国“才子书”的前茅，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夸大的嫌疑的。现在的《庄子》通行本，共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乃是晋代郭象的注释本。根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为五十二篇，比现代的通行本多十九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这就是晋代司马彪和孟氏(孟康?)的注释本，分为“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解说”三篇。这种本子比较完备，可惜早已亡佚了。陆德明又说：“庄子……依老氏之旨，著书十馀万言。……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象)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著《阏变》、《意脩》之言，《卮言》、《游凫》、《子胥》之篇，诸凡杂巧， 十有其三。'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内篇'众家并同，自外或有‘外'而无‘杂'。”各家的本子，除了“内篇”都是七篇而外，“外”、“杂”两篇的区分和篇数，都不一致。据《经典释文》所录，崔譔本为二十七篇，没有“杂篇”；向秀本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也没有“杂篇”；李颐本为三十篇(一作 三十五篇)，并没有标出“内”、“外”、“杂”的细目，大概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并且， 《经典释文》在《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有崔譔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班固说在‘外篇'。”由此看来，历来《庄子》的“内”、“外”、“杂 ”这种篇目的划分，原本是没有什么严格界限的，而且是“注者以意去取”、“后人增足， 渐失其真”，因而它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 根据以上的情形，历来一般只承认《庄子》的“内篇”是出自庄子的手笔，而“外篇”和“杂篇”完全出自庄子后徒和后人的伪托的传统说法，也是存在着问题的。不过，比较说来，“内篇”七篇比“外”、“杂”两篇可靠性强，而“外”、“杂”两篇极为驳杂，不但加杂上了为数很大的庄子后徒的作品，而且还加杂上了一些别家文章(如《说剑》篇)，倒是事实。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刘歆可能改窜过) 今本《庄子》的《胠箧》篇在“外篇”，《渔父》、《盗跖》两篇在“杂篇”，司马迁(刘歆?)不但对这几篇没有表示怀疑，而且还颠倒了“外”、“杂”篇目的顺序；大概他所见到的本子是没有“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区分的。并且，今本《庄子》的《渔父》 、《胠箧》两篇都是孤立的两章，而《盗跖》一篇却附有“子张问于满苟得”、“无足问于知和”两章；在司马迁(刘歆?)所见的本子中，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两章都没有“诋訿孔子之徒”的内容。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今本《庄子》的 “内”、“外”、“杂”等篇目的区分以及每篇的章数，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目。 我们试以“内篇”的《养生主》一篇为例：“公文轩见右师而惊”一章，很和《德充符》篇各章的主题相同；“老聃死，秦佚吊之”章，却和“养生”的主题不伦不类；而最后“指穷于为薪”一章，它和本篇的主题并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历来注释 家对这章的申说都是相当牵强的)。我认为它不像庄子的言论，倒有几分像《天下》篇中惠施学说部分的错简。 又如，“外篇”中《秋水》篇的“秋水”这一大章、“杂篇”中《庚桑楚》的“庚桑楚” 这一大章，都和庄子的思想和笔调非常接近，并不像是伪托之作。再有，在《庄子》各篇中，还有这一章和那一章内容大体相同，与《墨子》各篇有很多互相雷同的章节现象相仿佛。例如，《齐物论》篇中的“罔两问景”一章，和《寓言》篇中的“众罔两问乎景”一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详略各异；《徐无鬼》篇中“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和“徐无鬼见武侯”两章，会见的情况相同，而问答的内容却不一致；《让王》篇也有“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和“尧让天下于子州支伯”两章，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从这些现象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庄子》原书已经参杂了庄子后徒的传闻异说，或经过了整理 《庄子》的后学的厘定和改窜。 由此可见，我们在探讨《庄子》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是不应该拘守从前所谓“内”、“外 ”、“杂”这种篇目的界限的。但是，应当以“内篇”七篇、特别是《逍遥游》和《齐物论 》这两篇为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历来很少有人对它们怀疑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