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文学批评是有层次也是有高下的。最基础的文学批评是书评，是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和对叙事与审美的阐释；位于其上的文学批评是以文本和作家为核心谈论相关的理论问题，使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脉络朗然呈现；而最难的，也是一个有责任感、有眼界、有担当的批评家所应当致力的，是从泥沙俱下的乱象中提取出独特的精神特征与美学气质而形成“关键词”，为时代命名，为文学命名。可以说，拥有关键词的批评家便拥有了开启奥秘与困境的“钥匙”，他们不仅能够有效地打开其所身处时代的文学之“纽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关键词，这把“钥匙”，能够动态地勾连起文学发展的相关问题，使诸多被遮蔽的现象重新得以观照和阐解。比如陈思和的“民间”、“共名与无名”，陈晓明的“后现代”，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欲望叙事”，张清华的“叙述的极限”、“文学的减法”，洪治纲的“代际”……，由于有了这些关键词，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才逐渐获得了具有思想性和生长性的历史维度、研究思路与学术方法。
    郭艳曾经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这使她极具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史料钩沉功力。在鲁迅文学院长期的教研工作中，她接触的是生动新鲜、不断生长的当代文学，这又使她的评论始终保持了鲜活的在场感。我不知道她是否尝试过有意识地去打捞和建构属于文学、属于自己的“关键词”，不过在对她近年的批评文本的细读中，我读出了一个鲜明的印象：这是一个在当下创作中不断寻找具有浓郁精神气质文本的批评家，是一个执著追索具有现代个体身份意识和健全现代精神人格的批评家。具有这种身份和人格的人，她称之为“现代人”，或者“现代个体人”。
    一、现代性背景下的代际与文本研究
    “现代性”曾经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备受热议的话题，关于中国是否有“现代性”、有什么样的“现代性”以及它在文本中以何种面目体现出来，都引发过争议。按理说，这是一个已然“过时”的话题，不少人会因其不再“新鲜”转而寻找更时髦、更吸引眼球的概念。但是，郭艳却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下来，并且以其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述的重要背景。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梳理中，她重新“发现”了中国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她借用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重面孔》、哈贝马斯和刘小枫等人的理论，指出西方的现代性重在“生命与感性原则”，在此指导下的审美态度“表现了一种游戏式的心态，或称为‘及时行乐’意识”，这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经验截然不同。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曲折，现代性特征表现为不断变化和附议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在西方现代性理论输入后经过改造、扭曲和折射而最终走向“本土化”的过程，加之中国地域和领域的复杂，现代性经验表达呈现出“时空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异质性的特征”。
    这是一个未定的、充满“空白点”的结论。我想，在这一梳理和重返过程中，郭艳一定既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复杂、宽广与辽阔，同时也不由自主地为它散发出来的“未尽性”和“生长性”所吸引，因而将研究对象纳入其中，在那里寻找到了关于“80后”和“70后”的论述路径。这两代人的叙事技巧、精神气质及其与时代之间广泛内在的勾连，都在“中国现代性”这一框架下获得了有效而敏锐的阐解。
    “80后”研究是郭艳批评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陈想通过对时代特征最为显著的“80后”的梳理进入当下写作，并进而“清理自己对当下很多文学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她也意识到了这里头存在着“相当大的冒险性”。我认为，“冒险”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80后”写作本身就是所有代际里最为“动态”和具有异类感的，不容易把握；第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80后”的有效论述相当匮乏。同代批评家不多，年长的批评家由于知识结构的隔膜和生存经验的差异，对“80后”几乎是忽略的、冷漠的；第三，从“代际”研究来看，目前这种研究思维尚存争议，除洪治纲等少数学者外，大部分批评家对于“代际”视角是存疑的、甚至不认可的。如何甄别个体差异和代际差异，并且不让它们彼此混淆、彼此取代，这也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仅从“‘80后’代际研究”这个命题来看，郭艳的工作弥足艰难，也弥足珍贵，这集中体现在她的专著《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中。文学艺术提供的现代性可以称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它的力量就在于与陈腐的传统、自然、惯性等乏味平庸的东西相决裂，建立起一个与传统美学与庸常社会生活形态相异的领域。鲍曼说：“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这句充满悖论的表述传达出这样一种美学理念，那就是现代性艺术应当具有抗拒同一性和一体化的力量。这种反叛的气质、与传统和乡土经验的断裂、对城市文明的记忆与书写，无疑在“80后”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郭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她没有直接沿用“审美现代性”，而是将之进行了细化和具象化处理，从“生存之境”、“中国青年写作”（“青春文学”）、“现代日常性经验”和“亚文化视域”等角度出发，尽量贴近“80后”的写作语境和文本，并以诗意的语言和文化逻辑对之进行阐释和分析，最终做出了带有“同情之理解”的定论。
    如何以具有新意和时代特征的概念为“80后”的反叛性和异质性命名，意味着对这一代人文本的准确理解。在郭艳的阐述中，“亚文化”这个社会学的“旧词新用”包含着相当前沿的明敏锐利。她指出“80后”的出生方式、写作题材和精神气质与传统写作大为不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出场和书商的包装、不同品牌的青春文学期刊、对学校教育体制和成人秩序的挑战、网络文学和纸媒的互动、享乐主义世界观的文化心理需求表达都使“80后”具有了强烈的“亚文化”特质，特点就是向传统的挑战、文化心理的断裂与转型、叛逆与反伦理等等，它也天然地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息息相连：“青春写作的外延可以随着无限丰富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向着无边界的未来扩展。”当论者将“亚文化”与“80后”的生存地理学与审美现代性的精神现象学联系在一起时，她便赋予了这个概念和代际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意义。
    当下批评对于“80后”的隔膜还在于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进入方式。在这一点上，郭艳有意识地将之纳入“现代性”与“国族建构”等历史链条之中。当她将“80后”命名为“中国青年写作”时，便将之与20世纪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联系了起来。她以治现代文学史的功力和眼光，对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降的20世纪“青年写作”进行了梳理与钩沉，于是，“80后”写作便与巴金的青春个体书写、左翼文学中的青春情欲表达、茅盾的时代新人、郁达夫的零余者、沈从文的乡土少年记忆等一道构成了同一个叙事谱系。这种历史视野和文学史维度的勾连改写了以往研究中将“80后”孤悬于市场经济和历史真空中的做法。
    郭艳重视代际，同时也意识到“代际差异”并不能取代“个体差异”。她对于每个作家的观察既与其所处的大众文化和市场现象相关，也贴近作家个人的写作经验及其典型性。她以“反城市经验与考试制度”概括韩寒的特征，指出郭敬明以“小时代里的张扬与自恋”影射了当下个体的自私倾向，张悦然的“城市公主梦与文艺范女生”代表了当下女孩“面对生命的姿态”，颜歌的“城市影像中的自我写作”在小镇传奇中讲述关于命运的理解和感悟，笛安则以对“现代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关注开拓了青春文学的疆土。郭艳认为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80后”贡献了自己的才情与思考，不仅塑造了“现代性人格所经历的人心的颓败、荒凉与挣扎”，而且开启和参与了“现代个体心性与人格建立的本真探讨与建构”的进程。这种个体研究以其与代际研究之间的回应关系，不仅拓宽了文学批评对于“80后”的言说空间，也有效地矫正了我们对于这一代人写作的批判和否定态度。
    在当下的批评状况中，从事“上代际”或“同代际”的批评工作是常见的，但少有批评家做关于“下代际”即小于自己年龄的代际分析，这里可能存在“代际隔阂”和“代际冲突”等不易解决的问题。郭艳的批评实践提醒我们，只要我们祛除定势偏见和代际“退步论”，从研究对象的内部逻辑和叙事本体出发，代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的、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化解代际差别中隐含的诸多冲突”和“建构代际公平的社会秩序”，这种实践和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命题。
    如果说郭艳在对“80后”的理解与阐释中融入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经验的认知，那么，对于同代作家“70后”，她更关注这一代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完成了自我塑形，如何开启了对世情世界、城市经验、乡镇故土等维度的表达。与已经形成相对完整阐释和文化体系论述的“80后”相比，郭艳目前关于“70后”的论述还重在个体研究，如魏微、朱文颖、徐则臣、李浩等，这也意味着她对于这一代际的研究还正在“生长”。郭艳看重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过渡期和转型期，却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澄观静虑，自持心力，一手拨开现代性突飞猛进一路向前抛下的种种“废弃物”，一手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一代人波澜起伏、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郭艳以为，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着纯粹精神性、文学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他们之后，文学将进入一个社会化和媒体化的众声喧哗的时代。
    二、现代个体身份的辨析与确认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身份”和“身份认同”正在成为日益被关注的问题。“身份认同”指的是在政治、文化和权力的运作下，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规定的角色和任务，达到对某个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的认同过程。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从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30年代的“左翼文学”开始，及至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身份”都是辨认“我们”阵营（“无产阶级”）成员的重要标志。今天，“身份认同”剥离了外部影响，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气质的“个体行为”。与此前由外而内的被选择比起来，这对于需要进行独立辨析和主动选择的个人来说更为困惑和艰难。郭艳对这一点有着深入的洞察与分析，在她那里，身份认同是一个时代某种价值判断和共识的基础，因此，它始终是与“现代性焦虑”互相缠绕、互为镜像的。
    查尔斯•泰勒指出，在现代生活中，“现代人”深感意义的丧失和缺少方向，因此往往会追寻和认同某种更高的东西，转而在自我的内部、在自我与世界的秩序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泰勒看来，这种向着根源求索的现代性自我追问主要包括以下问题：我是谁？自我（认同）与善是什么关系？它们在道德空间和现代世界中有着什么样的方向性，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生发出了关于“自我”和“身份”的诸多子命题和哲学思绪。在郭艳那里，关于“代际”、“现代性”的论述往往有着与“身份”相关的坚实基底。她将“代际”与“身份”、“文化认同”联系起来：“作为文学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代际与断裂之分的，代际写作反映了当下中国现代个体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对于文化认同的异质性。”这种提法无疑是智慧的，它将我们当下对于“代际”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在对“现代个体身份”的辨析和“现代人”的确立上，郭艳更加重视“70后”的写作经验。在她看来，在中国，真正的现代人格可能隐然地发端于“70后”。这一方面来自于她作为同代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自我和他者现代人格建构过程的认知，另一方面，一个客观的现象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历史“废墟”与“阴影”并没有留下太多刻痕，这使他们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塑形，从而在“后文革”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八十年代的文化冲击和理想辉光中相对自由地成长。如果说“80后”写作是通过表达自我经验获得“同代人广泛的身份认同”，由此“缓解了一代人对于自身现代性身份的焦虑”的话，那么，对于从乡镇到城市的“70后”而言，身份的辨析、建构和认同则来得更为漫长而艰难。
    从“身份”角度进入文本，郭艳关注的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移民如何困惑而苦痛地面对“我是谁”、“我怎么样”等问题。这些问题弥合了人物之间的贫富、阶层、学历、社会地位等差距，将人物置放于同等的维度上，即他们都同样面临现代生活和精神层面的困厄。这是一种同感，更是一种共运。郭艳从“身份”出发，将徐则臣的小说纳入现代化命题进行论述。她指出在他的小说中，折磨着人物的是“我是谁”的精神困惑，每个人都在寻找机会并执着地追问“自我”的意义：“每一个行走在现代性旅途的个体不再有着贵贱高低之分，而是常态都市漂泊者真实到骨髓中的生存痛感，这种痛感以各种方式凌迟着现代个体的日常生存。”从个体的生存境遇来看，对“我是谁”的追问表明人物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现代性身份”，由此产生的“痛感”与“焦虑”正是“现代人”的重要特征。以此观之，边红旗、子午、姑父等“京漂者”是“拥堵在现代性时间维度上的淘金者”，以城市为第二故乡的乡村青年们是“行走在现代性旅途的个体”，《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的返乡之旅实际上是“论证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这也是现代文明最大的变化之一，即“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自身的反思性安排来生活”。郭艳以“现代身份”与“个体”研究维度切入文本，阐明正是这些“无根”的人揭示了现代生活的阴郁与魅影，接榫成了我们当下现实和经验最隐蔽最坚硬的存在。
    郭艳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与李浩、魏微、杨怡芬等人的对话中，她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认为在李浩的创作中，“我是谁”的问题被“置换成了乡土少年‘我’对于父辈和爷爷辈的观察”，因此当作家在直面历史的时候，是“用‘我’一代人重新解释历史”；在与杨怡芬对话时，她认为这个问题体现为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狠’”，“这种‘狠’不在于语言的凌厉和欲望化，而在于结尾处颇为用力的一推，将人物推入某种无法突围的境地——陷入伦理或人性的困境”。作家在写作时未必对“我是谁”有明晰意识，但批评家却从自己的美学体系出发，对问题进行了区分和饶有意味的解读：“批评家之初始的直觉使他可以说是即刻进入被批评作品的内部，随即就让他感到需要加以分类并解释其原因，这种需要用构筑链条和建立略图取代了对作品的直觉把握。”这种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理性认知使批评家能够从文本中敏锐地提取出属于自己的“关键词”和“关键问题”。
    “现代个体身份”的确认是矛盾的，悖论的，困惑与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建构过程：“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我们有可能在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身份因此被构成在表现的内部，而非外部。”这种建构与现代社会发展和主体的独立相关。只有不再依附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社会背景，祛除对周遭环境的企望和攀援，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才能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孤绝状态，由此延伸的“寻找”、“逃离”、“焦虑”等命题便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艾伟的《风和日丽》吸引郭艳的是女主人公杨小翼确认身份的“寻找之旅”。这个“革命的女儿”从小被父亲抛弃，她寻找将军“父亲”，希望能够回归本然身份，却被“父亲”再度抛弃。郭艳指出，对于杨小翼来说，“寻父”并不仅仅只是寻找父亲，还包含了“革命弃儿”对于主流价值的回归与依附。她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这些貌似血缘伦理的问题实际上指向“后革命”时代现代个体的复杂构成。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杨小翼的“寻找之旅”，那么，身份的辨析与确认便具有了象征性意义。郭艳认为魏微的小说从表面上看是在表达日常性经验，背后却弥漫着现代人的“焦虑”以及对“焦虑”的逃离和抗争，“现代生活本身割断了自己和历史的联系，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逃离当下的孤儿或孤女”。也正是基于对“身份”的认定，她对《化妆》赞赏有加，认为小说“非常有力地呈现了嘉丽化妆生活背后心智和情感的生长”。在对李凤群《颤抖》的评论中，郭艳指出小说描述了“我”在“文化身份认同失范之后的失落、焦虑和纠结，以及迷惘潜行中的坚韧、寻找与探索”，而身份认同之所以困难就在于“对自身乡土价值观念的失望、逃离”。这样的文本解读意义深远，因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秩序建构既带来了关于未来的美好承诺，也建立了一整套对于“身份”的筛选、淘汰和剥夺程序。能否拨去繁密炫丽的物质外壳，看到现代秩序本身所包含的残酷性以及个体选择的可能性，需要批评家的发现与洞察。
    郭艳认为，对“我是谁”、“现代个体身份”等问题的寻索是现代性的重要命题，也是当下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共同面临的境遇：“这种境遇伴随着宗教权威坍塌和理性遭到质疑，从而开始了属于平庸个体面对日益僵化坚硬的现代社会本身的挣扎和痛苦。”在将文学文本作为社会和文化文本进行解读的当下，郭艳更愿意将之视为与我们的生存境遇、内在生命、哲学思考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切入之，把握之。在她看来，正是由于祛除了外部事物加诸于人的痛苦，关于“人”的叙述就不可能再如“苦难叙述”、“底层叙述”那样借助于道德而做出判断，而必须孤独地直面自我和内心，这是现代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常态。
    三、城市书写与“现代人”的塑形
    “城市”（都市）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早已有之，历经不同文明的发展阶段。有研究者将“都市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类型，二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类型，三是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当代都市文化类型。这里指的是第三种，在这样的城市里，“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空间广袤、人口众多（且流动量大）、信息丰沛。后工业都市对工业时代的弊病充满了反思，在构建美丽家园的时候亦可谓用足了心思，可是各种新旧矛盾依然云集，差异与冲突极为尖锐”。纷繁流动的城市生活为当下文学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型与书写内容。
    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城市”作为一个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指向，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它不仅安置着、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塑造现代人的形象、角色和心性方面起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城市书写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在刘毅然、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等人的小说中便出现了“现代人”的身影。在90年代的王朔、邱华栋、何顿、朱文等人那里，现代生活的气息愈益浓厚。只不过彼时中国的城市形态尚未成熟，“现代人”的游荡、欲望、张扬、戏谑都只是作为与世俗生活相对抗的依凭，并没有构建起独立自由的内在自我。直到21世纪，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大众文化的兴起、个体精神的塑造等阶段之后，中国城市才逐渐生成了“现代文明”的形态与内核。外部的“商品拜物教”的富足丰裕与内在的“异化”、“忧郁和理想”成为相辅相成的母题，成为现代人在日常生活里必须处理的“创伤”和“震惊”。
    如何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现象里深掘出城市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探及作家、“身份”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将之作为论述的主要脉络，郭艳的批评实践显示出了一以贯之的寻找“现代人”的强烈特质。她认为“80后”与之前的作家不同，因为他们出生和成长在现代城市，在他们那里，城市第一次成为中国人真正的生存之所和精神故乡。她以“一代人在城市故乡中的低声私语”概括他们的青春与城市书写，指出这一代人的特点和贡献在于，在中国人遭遇几百年来未有的精神变动而让文学价值悬空时，“80后”以一种纯然的“城市”气息出现了。他们拥有自觉而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此形塑写作主题与风范，抵御因长久沉浸于群体话语而丧失追索个体价值力量的中国文化传统。这种叙事先天性地与中国农业文明传统和近现代以来的乡土经验割裂开来，在城市体验和书写的背后是对于生命的感触，是对“冲出同质性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与“心智自我”的确认。
    这样的探讨也许只适用于以城市为出生地和终极故乡的“80后”，他们作为“现代人”的塑造是天然的，无须刀砍斧削，去芜存精。而在更多作家那里，郭艳注意到由于他们从乡镇到城市的成长经历，由于个体心性的相异，他们的城市书写具备了更为多元的特质，他们笔下“现代人”的表达也更加斑驳复杂。郭艳将城市书写与现代生活相连，在曲径幽微处发掘出了诸多属于“现代人”的心性气质和心灵苦旅。她以“城市之心的找寻”评价邱华栋的《流水席》，认为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当下都市的精神脉象。她从小说中读出的不仅是现代人孤悬的现代生活，还有在都市欲望中漂泊的现代人魅影般无所依附的灵魂。这也是齐美尔所论述的城市现代人的特点，即“作为整体的人的个性丧失殆尽”，“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对于擅长将具象与抽象相融合的张楚，郭艳以为他写出的是城市平庸个体在繁荣生活背后的挣扎与痛楚。在关于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评论中，郭艳捕捉到苏州街上一个个灵魂的暗淡无光及其无聊的人生图景。这种平庸，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正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常态：“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等等。”它磨损我们的激情、理想与丰富，带来了现代人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在论述曹寇的《在县城》、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等小说时，郭艳指出作家们“一方面集中体现出自我和个体生存在当下的凸显与张扬，一方面无疑阐释了现代孤独个体怅惘的永恒主题”，她注意到“当代青年在物质主义的夹缝中看到个体的挣扎与呼喊”。在郭艳看来，只有那些在精神上勇于直面现代性发展中诸问题的强大主体，才能写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破碎、荒芜和颓败，钩沉出被庸常生活淹没的尖锐与真实。这样的主体就是“现代人”。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郭艳予以了深切的关注与阐释。她以“躲在窗帘后面看世界”来形容女性视角，认为这种视角是自己“进入当下文学现场的某种方式”。她感同身受地体察到，女性由于在现代社会的跨界与亟需认同，她们比男性承担着更加沉重的身心重负：“女性的肉身与灵魂在被发现的同时也被这个物欲的时代所玩味和展览，于是开始寻找女性自我表达的意义。”她从杨怡芬小说中的“披肩”入手，认为她以女性婚恋题材的书写完成了对“现代女性伦理之殇的洞察与摹写”。在对潘向黎《穿心莲》的评论中，批评家认为小说之所以引起她的共鸣、打动她，是因为这个文本“探讨了当下城市知识女性非常致命的几个软肋，关于爱、自由、信任、温情、人生意义的延伸”，写出了“城市知性女子的心死、不为、寻爱、伤痛与救赎”，因此，她将《穿心莲》称为“现代女幽灵的‘心经’”。可以说，她深刻地看到了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种种困惑、缺失、匮乏与痛楚，愿意去探索和寻找自己所归属的那个群体的精神脉络。
    与五四时期的子君、莎菲、露沙相比，我们时代的女性在身心上并未获得更充分完善的解放。一种普遍的现象是，除了“80后”、“90后”外，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是从乡村来到城市，他们的身份与心性即便是“现代”的，却依然带有抹不去的传统与乡土生活的痕迹。对于这样的写作，不少批评家以“乡镇叙事”、“县城经验”进行命名。郭艳对这样的提法保持警惕，她更倾向于从文本出发进行概括。在对计文君的评论中，她用“脱域”这个词语来说明现代人的困境与新生。齐格蒙•鲍曼曾经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用这个词论述现代性的身份问题，而在郭艳那里，这个词更能充分表达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女性所经历的生活、情感、心性等方面的变化，更具本土化色彩和意义。她指出，计文君的《剔红》、《开片》等小说中有一批“从自己乡土和出生地‘脱域’而去的女性”，对她们来说，“脱离乡土就是生存的目标和人生的理想，路在脚下身体在路上而心却不知在何方”。“脱域”适用于所有从乡村来到城市、从底层和灰色地带来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地带的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城市书写与“现代人”的塑造中，“脱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意味着除旧布新，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特质即将生成。
    对于城/乡之间的对峙与矛盾，对于现代人的世俗生活和现代城市的精神气质，郭艳在近期的《城市文学写作与中国当下经验表达》一文中予以为了详细缜密的论述。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她看中的是现代人的塑造、现代人作为“个体人”的“心智的成长感”等问题，为此她对引发读者热烈回应和拥读的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涂自强并没有多少主体的反思能力，无法形成现代认知，他的“身体、情感和思想依然属于传统”，他在现代城市的个人奋斗史“依然无法和城市精神气质有着一丝联系”。这是目前我读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涂自强这个人物为什么让人感动但其个体特质却并不让人欣赏和认同的有效解释之一。不过，越来越多真正具有城市气质的写作让郭艳对当下创作充满信心，世俗生活的重建、现代人的精神诉求、个体的自由与成长等城市核心文化逐渐成形。她一方面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精神依然是逼仄的、灰色的，匮乏如狄更斯等西方作家那样对现代城市的观照和理解；另一方面，她确信“现代人”在中国已经形成，不过走向成熟、具备主体性的反省与思考能力尚需时日，即“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自己文化的历史与当下，该如何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城市、城市中的族群、个体的人与群体之间的现代伦理法则，是否具备现代人最为基本的人格认知和文化意识”，郭艳提出这个问题，包含着她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深刻反思。或许正是这种感同身受与不乏痛苦与欣悦的思索，使郭艳的批评实践在颇具概念与理论高度的阐解里，依然保持了饱满的、动人的感性力量。
    寻找“现代人”，将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打捞出来，辨认出来，并予以清晰准确的阐释——在以上种种论述中，我似乎听到了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加谬等人在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中论述过的个体之孤独、存在之威胁、生存之焦虑、被抛之可怖等诸种现代性命题的“中国回响”。因为，今天的中国终于跨越了战争、饥荒等外部的横亘，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纯粹和日常的生存环境，而今天的中国人也正孤绝地、别无选择地面对百年前西方人曾经历过的心路历程。这一点，必须有人去书写，也必须有人将它们从文本中剥离出来，呈现给我们看。郭艳所做的正是后者，她穿透了那些情感的、物质叙述的“迷雾”，揭橥了现代人苦痛焦虑的生存之境，看到了现代生活中孤独的日常性与普泛性开始萦绕在人们心头。但她并不绝望，仍然有所希冀，因为“在现代城堡中，我们炼狱般体验被审判被异化的生活，却比任何时代都更明确人类因智慧而无限延展的生命与宇宙”。她自己，也在这种种剥离、阐解和呈现中，不断地累积着、叠加着作为“现代人”心性的认知力度，而终至强旺。我以为，这是一个批评家在经历了对世界与他者的漫长凝视之后最终能够抵达的“完善自我”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