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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看，那么儒家学说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支撑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大厦而使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只有韩非的学说才具有强大的社会统制力。韩非的哲学虽然是一种斗争哲学，其学说也有种种缺陷，如鼓吹独裁、尊君抑民、无视人权、排斥百家、禁绝思想自由，但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想建成一个“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的法治社会见《韩非子·奸劫弑臣》。这种以严厉的法治为背景、以强力为根基的太平社会，虽然只指望于“君臣相亲，父子相保”，没有孔子所向往的那种“天下为公”乃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来得高尚见《礼记·礼运》。但它毕竟不是一种乌托邦，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疑更具有现实性。 韩非所向往的这种太平社会，只靠一些卑鄙肮脏的手段显然是建不成的。韩非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他绝不可能仅仅关注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实际上，《韩非子》中除了那些卑鄙肮脏的东西，还有不少内容是为建成这种太平社会所设计的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其中所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律与政治原理。这些规律和原理，不但专制帝国的君主可用，就是后世的治国者以及各级管理人员也可借鉴。所以，时至今日，韩非学说仍不失为政治管理方面可供借鉴的一种锐利武器，即老子所说的“利器”。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三十六章》。古人往往把这种国家的统治手段看作统治者的专利品而不轻易地披露给世人。然而，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管理者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必要以通俗的方式把它介绍给大家。 知人论世、了解概况是读书的前提，所以在阅读它之前，我们先对其人其书稍作介绍。 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公元前295年），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最为卓著的政治理论家，是一个集先秦诸子特别是法家学说大成从而促成一个崭新时代加速到来的大思想家。他出身于韩国贵族，是韩国的宗族公子。他的一生，正处于韩国横遭强邻侵凌，国土日削，濒于危亡之际。在青年时代，他即多次上书韩王，希望其励精图治，但都未被接受。面对韩王不修明法制，不奖励耕战，反而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放任工商牟利，以致法度混乱，禁令不行，廉直忠正的法术之士受制于枉法邪恶的奸臣，韩非十分愤慨，于是他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写成了《孤愤》、《五蠹》等几十篇文章，以供韩王参考。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见其文而赞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发兵攻韩，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陷害他，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他申诉无门，被迫自尽于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参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韩非子》一书共十万余字，分为五十五篇。就其主体而言，它实是一部政治学巨著，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稳坐江山、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亦即古人所称道的“帝王之学”。当然，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应该注意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世道人情的剖析与感慨，对《老子》的解说，对论说素材的辑录，以及向君主的上书。 第一篇《初见秦》，是韩非初次求见秦王时的上书，所以表现出为秦国出谋划策忠心耿耿的姿态，说辞也大有纵横家的气概。 第二篇《存韩》，是韩非奉韩王之命出使秦国时向秦王的上书，所以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对此所作的驳议，也因为内容相关而附录在《存韩》中。 第三篇《难言》，是韩非青年时屡次上书劝谏韩王不被听用后向韩王的上书，文章详尽地分析了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广征博引，辞采斐然，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与超人的文学才华。 第四篇《爱臣》，主张君主不能过于宠爱臣下，而必须限制他们的权势，是一篇论述治臣要领的短文；文章多用韵语，读上去琅琅上口。 第五篇《主道》，论君主的道术，全面地阐明了君主统治臣民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全文用韵，充分反映出《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语言形式对韩非的影响，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 第六篇《有度》，主张治国要有法度，是一篇系统阐述韩非法治思想的代表作；文章结构严谨，警策迭出，很能反映韩文的风格。 第七篇《二柄》，全面论述了一系列有关刑赏的问题，是其术治学说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征引史事来说理，非常妥帖，比喻也十分形象生动。 第八篇《扬榷》，一般的《韩非子》读本都作《扬权》，“权”乃“榷”字之误，“扬榷”在古代是一个词，意为“大纲”；该篇与《主道》相似，也是一篇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全面阐明君主独裁的政治原则的韵文，它充分反映出了韩非的理论素养与艺术才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