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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存亡被与西方交际舞联系起来，看似迂腐夸张，却自有其“逻辑”，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国人对身体的期许与忧心，且透露了现实的统治危机。事实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身体，尤其是城市女性的身体，一直是蒋介石政权焦虑的对象，从新生活运动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不准烫发和穿高跟鞋，到禁舞运动中对交际舞“缠绵摩擦”的声讨，两者相隔十余年，其间的脉络却不难见出，都无非是对“失控”的身体的忧虑和恐惧。就舞女个体来说，她们的投身舞业固然根本上是为了博活命之资，但无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也获得了某种身体的自由和自信，恰如《上海舞潮案》的描述：“当然，她免不了受各方的盘剥……但她的两条细腿毕竟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这是最值得庆幸，也是最令她心慰的事。就这样做了几个月，她已不是陋巷里原先那个羞涩、没有卖相、营养不足的少女了，而令人惊奇地一变成为轻肢柳腰的舞女。”不仅如此，她们还“诱使无知青年”和其他社会人士“恣情纵欲”，所带来的何止是社会的“风化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造成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自为”的力量或隐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其时百废待举、“立志”做“根本之图”的南京政权要视舞女为“洪水猛兽”而执意禁绝之，并以此作为其“绝对指挥权”的象征的原因。 然而，禁舞令的颁布却又难说真是出自南京政权“励精图治”的打算。以黄金麟的分析，蒋介石政权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往往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案，新生活运动中，蒋便曾亲自领衔，将普通百姓的生活指为“牛马猪羊”“猫狗一般”。这样的对俗民生活的全面丑怪化并非是蒋个人的一时兴起，显现的乃是其政局正处于一个极度艰难的挑战之中，应对乏力，因而只能以一种负面贬抑的方式来陈述它的困境。而通过这样的指陈，蒋介石政权不仅为自己重新规训人民的身体制造了合法性，且将国家破败危亡的责任转移到了每一个百姓的身上，从而想象性地缓释了自我执政的困境和焦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