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舞潮案》从南京当局的现实困境出发，指出禁舞令（包括整个节约运动）虽然以良善社会风气为名，实际的出发点却是经济原因。由于与中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生产萎缩，运输不畅，进口受限，物资供应十分匮乏，通货膨胀则日益加剧。然而，从禁令出台后的反响来看，禁舞于经济困境的解决其实未必有效，倒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而南京方面无视已然发生的震荡决意禁绝，其间难免不另有“隐情”。有人曾指出，禁舞令其实更多的是南京当局为强化战时中央绝对指挥权的一种象征性道具。那么，它又为什么非要以禁舞为“强权”的象征呢？ 近期《读书》上杨念群曾举吕西安所述的法王故事说明史学研究中“感觉主义”的必要性：一个曙光微露的早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悄悄从情妇的住处起身，在回自己城堡的路上，被教堂晨祷的钟声所触动，转而走进教堂参加弥撒并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这个故事后来被心态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转述，用来说明‘心态’这个难以定义的概念”，而“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中的心态层面逐步进入研究视野的结果”（《读书》二○○七年四期）。《上海舞潮案》也力图发现历史的这种“心态”因素，作者从相关材料中“钩沉”出蒋介石之对禁舞不依不饶的心理动因：“据说与宋美龄一度沉溺跳舞，令其恼火有关。”而从伴随着禁令之出而再度引发的西方交际舞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大讨论来看，禁舞令的出台，恐怕和统治层对“身体”的恐惧有更大关联。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以来，西方交际舞便作为欧风美雨的一种而传入，之后，也在天津、青岛等城市广为传播。“西方交际舞是否合乎中国国情”随之成了国人争论的焦点，并时而被提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舞潮案”中，相关的讨论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央日报》署名沛人的文章便认为，上海营业性的舞厅是上海罪恶的渊薮之一，其对社会道德、风俗、秩序、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比鸦片更甚。这样的指认还可追溯到一九四七年五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河北籍参政员张之江等人提出的《请政府通令各省市严禁男女交际舞营业以端风而正习俗》，此提案强调各国有各国之风俗文化，不合中国国情者当去之，而我国向有“男女授受不亲之明训，盖以尚礼义，重范畴故也”，而“男女交际舞者，非仅受授而亲，且增强其缠绵摩擦，匪独撤除杜渐防微，竟然在开方便之门，极恣情纵欲之能事”。 交际舞的“受授而亲”、“缠绵摩擦”之所以被视作甚于鸦片的严重问题，在于身体相当程度上是社会控制的指标和手段。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化发展中的身体，已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控制的程度。以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下简称《历史、身体、国家》）的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身体经历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过程。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连绵而来的颓厄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起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运动。改革首先在国防、工业、财政等方面进行，而当对硬件的改革，包括典章制度的改革均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期许之时，身体成了新的改革焦点。人们开始从之前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向了“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将“保国”的希望重重地落在了“强种”之上，由此拓展出一系列的身体改造运动。开女学、废缠足，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新民运动、军国民运动的发生，都无非是其中之一。而身体是一柄双刃剑，其能量在为集体性的诉求所激发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滋生出另一种游离于既定目标之外的力量。开发身体的这样一种“攻略”其内在的“背反性”，早在运动兴起之时，就已经被倡导者所意识到。新民运动中，梁启超便同时提出了“制欲”的问题。据《历史、 身体、 国家》的考量，新民学说中包含着一个浓郁的制欲与生产性并重的趋向，这一趋向不但体现在梁启超对优先群生的看重上，也显现在他对情欲必须加以道德管控的陈述上。为了避免身体为情欲掌控而游离“新民”／强种保国的方向，他不仅在公德、群利和大我等问题上多所着墨，意图以使命感的培养、确立来平衡、克服个我身体的情欲发展，还曾将身体的五种官能欲求直指为“五贼”，可见他对身体情欲的警戒之深。然而，“强种保国”的内在矛盾性并非就此克服，就西方交际舞而言，除了被归为“西洋高尚娱乐”之外，还得以借健身的名义，从而与“强种”不悖。可以看到的是，舞潮案中，主禁者亦承认“正当舞蹈，原为健身运动之一种”，不过“沪上舞场适得其反，舞场主以舞女声色为饵”，“青年不察，陷溺其间，身心遭受侵害”，“窃念强国须先强种，青年为社会之中坚，长此戕贼，即人不亡我，亦将无以自存”。 (责任编辑：admin) |